乔峰与降龙十八掌｜天龙八部目录：1，陈家洛：知识分子的百花错拳2，郭靖：侠之大者的民族神话3，乔峰：肉身之死，人性复活4，令狐冲：自由武学分子的江湖绝唱5，金庸小论：侠义英雄尽成前朝故事金庸笔下的四大天王文｜朴素（书评人，前天涯文学主编，北京漫步时光影业首席运营官）陈家洛乔振宇饰｜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男主角，反清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清朝大臣陈世倌之子，和当朝皇帝乾隆帝是同胞兄弟。陈家洛相貌英俊、谈吐风雅、为人谦虚有礼，但最后因误信亲兄乾隆导致反清大业终成泡影，此人物在《飞狐外传》中也曾再次出场，不过已经没有了早年的雄心壮志。陈家洛：知识分子的百花错拳《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作品，却已呈现出大家风范。虽然是金庸的试笔之作，并非他的最成功作品，仍然显露了作者流淌全书的惊人才华。事实上“书剑恩仇”正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蕴含了作者以后一切作品的内在因素。“恩仇”是人类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喜乐的执着凝聚为“恩”，哀怒的执着凝聚为“仇”，而“剑”是一种实践恩仇的力量，它将“恩仇”这两种极端的感情导致为生死，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然而金庸作品的特色是“剑”上还有“书”，也就是对以上所有这一切的思考与超脱。一“书”一“剑”，以“书”为主，形成了贯穿金庸全部作品的两条主线和基调。《书剑恩仇录》中人物众多，个性突出者为数并不少。譬如奔雷手文泰来、无尘道长、赵半山、武当高手张召重、陆菲青、余鱼同、李沅芷、霍青桐等，皆栩栩如生。但男主角陈家洛却不讨人喜欢，可能也是金庸小说中最失败的男主角。作为当时天下第一大黑帮组织红花会的龙头老大，文才武功，均是一时之选。可是看来看去，陈家洛都显得猥琐，小肚鸡肠。谈情说爱，让霍青桐伤心欲绝。江湖争霸，没有任何的政治头脑。他居然会劝乾隆放弃本身的皇帝宝座，重新再做一个皇帝。这是怎样的一种天真？不过重读《书剑恩仇录》，倒是另有发现。作为天下第一大黑帮组织红花会的龙头老大，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乃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十五岁就中了举人；又从小跟着高人天池怪侠袁士霄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典型的高富帅，可谓赢在起跑线。他领导的红花会有十四位武功卓绝的当家打手，跟元末的黑帮组织明教可以比肩。之所以相比，盖因为金庸笔下的其它帮会，主要是称雄武林，争霸江湖而已。但红花会、明教却并非着眼于一般的行侠仗义或江湖争霸，而是负有政治目的，旨在推翻当时的统治集团，自己取而代之。明教能够成功，在于朱元璋的流民身份。当一个知识分子陈家洛成为红花会的总舵主时，失败已经种下因果。古代的知识分子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说修身，陈家洛在武学上承袭师父所学，而且还有创新——从《庄子》里领悟到最上乘的武学。可是待人处事，不免猥琐虚伪，心胸也极为狭窄。看到美女霍青桐，明明喜欢上对方，可是嫉妒女扮男装的李沅芷。后来又见到一白痴美女香香公主，又爱上人家。困在山洞，坐拥两姐妹，还在喃喃自语：“我不去筹划如何驱逐胡虏，还我河山，却在为爱姊姊还是爱妹妹而纠缠不清。”接下来为了完成所谓的“复兴大业”，又将自己心爱的女人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男人做到陈家洛这种地步，已是极品。从陈家洛的武学“百花错拳”其实可以隐约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的尴尬困境。所谓“百花错拳”，讲究的是“似是而非，出其不意”，让对手“百花”易敌，“错”字难当。这样的武学在于“出其不意”，险中求胜。然而做大事者，必须做足表面功夫。忍字当头，不会被情感所左右。然而陈家洛一方面沉迷于女色，一方面又把女色拱手让出，首鼠两端，不知他到底想要如何。最终吟出“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这样的哀怨之诗。男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女知识分子同样如此。霍青桐得知自己妹妹的死讯，她的反应——又是伤心，又是愤恨，怒道：“你怎地如此胡涂，竟会去相信皇帝？”陈家洛惭愧无地，道：“我只道他是汉人，又是我的亲哥哥。”霍青桐道：“汉人就怎样？难道汉人就不做坏事么？做了皇帝，还有甚么手足之情？”伤心、愤恨，这是人的常态。可接下来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霍青桐又柔声安慰道：“你是为了要救天下苍生，却也难怪。”为了所谓的民族复兴大业，陈家洛可以牺牲自己心爱的女人。换句话说，只要为了自己认定的伟大目标，陈家洛可以牺牲任何东西。这是一种多么恐怖的“豪情壮志”。金庸本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得而知，但在小说里，往往敬而远之。在金庸笔下，那些豪情满怀的英雄男儿都是一些没有多少纸面学问的人，譬如乔峰、令狐冲、郭靖、杨过、胡斐、张无忌等等。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陈家洛，因为拥有“百花错拳”而目空一切，刚出场与铁胆庄庄主相斗，其结果却是“脸上一红……今日与周仲英激斗百余招，险些落败，深悔鲁莽，先前将话说满了，未免小觑了天下英雄”。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以为手握强大的“批判的武器”，就能无往而不利。至于《侠客行》，金庸对知识的本身产生怀疑，到头来让目不识丁的石破天练成“侠客行”所蕴含的绝世武学。《书剑恩仇录》所描写的不仅仅只是“现实之外的梦境”，作者金庸还力图借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新现实”本身。但这个“新现实”的代表人物陈家洛显然无法完成或支撑“新现实”所赋予的责任。小说的结局是陈家洛率领红花会群雄豹隐南疆，成为卢卡奇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先验的无家可归的人”。他的“百花错拳”只能在郁郁寡欢中失去原有的锋芒，成为花哨的屠龙术。终其一生，陈家洛都没能走出自身的精神困境。等到《飞狐外传》重新出场，陈家洛长吟的依旧是那首哀怨之诗——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郭靖胡歌饰｜《射雕英雄传》男主角，是贯通“射雕三部曲”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融合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和左右互搏三大盖世武功为一体，遂翩然翱翔，武林尊为“郭大侠”，号令武林群雄，率领群雄守护着南宋襄阳城的前线边境。第三次华山论剑时获得称号“北侠”新五绝之一。郭靖：侠之大者的民族神话《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年到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后记）。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上海学者胡晓明在《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一文里如是说：“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在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似乎学者都认定金庸笔下的主人公的儒家情怀，但细细分析，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郭靖的儒家风范更为明显，从射雕到神雕，其儒家情怀倒是越来越浓。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谢逊一问，才觉得这是个问题。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大词是不可质疑与天经地义的，一切所谓的“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同样遇到了这种“精神危机”，“翻来覆去的想着，越想越是胡涂。”丘处机给他解道，但丘处机武学修为不够，郭靖并不信服，后来被师父洪七公的一番“义正词严”的棒喝所惊醒，从而成长为一代大侠。然而细究洪老叫化的一番话：“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其中大有疑问，每个人杀人都理由，都认为对方是恶徒、该死之辈。但谁有权力作为审判者，缺席的审判无法令人信服。金庸对此也有反思，在后来的《天龙八部》里揭示出“纵有奇特个性和神通，依然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里则破除了正邪不两立的虚妄。可惜金庸未能更进一步，破除国家的神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宣传时代，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一剂迷幻汤，许诺国家神话的道德纸冠，让每个人不断奉献宝贵的生命，“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已经完全不重要，国家和人民成为终极目的。《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学者何平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但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天龙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记》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后期的金庸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影响，封笔之作《鹿鼎记》的选择是西方文化的印照决非偶然，“《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射雕英雄传》另一主角当属成吉思汗，金庸对历史的兴趣有目共睹。从《射雕英雄传》后记及附录可知，金庸对元史极为熟悉，成吉思汗的重墨书写，居然还引发台湾文化官员封杀《射雕英雄传》一书，不许在台刊行。成吉思汗在临终时跟另一主人公郭靖有过思想上的交流，曾说：“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从成吉思汗自身角度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也不过是“为国为民”而已，他为自己的蒙古帝国南征西伐，夺得更多的土地，为自己的子民掠抢更多的金银财宝和女人。然而“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相对《鹿鼎记》里的江湖奇人韦小宝，以流氓身份而成就的勋业令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何平先生这段话已经说明了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的无可挽留，同时印证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虚妄。正所谓：侠之大者，本是心魔；为国为民，更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乔峰钟汉良饰｜《天龙八部》的男主角，本名萧峰。萧峰生于辽国，长于大宋，实为契丹人，他的生父为辽国珊军总教头萧远山，因受奸人所害骨肉分离，萧峰周岁时被寄养在少室山下的农户（乔三槐夫妇）之家，取名为乔峰。他武功盖世，师从少林和丐帮，与慕容复并称为「北乔峰南慕容」，为江湖年轻高手中的双峰。乔峰：肉身之死，人性复活乔峰是个英雄，刚一出场就光芒万丈，就连武学大理论家王语嫣小姐也是佩服的紧：“这位乔帮主武功如此了得，我表哥跟他齐名，江湖上有道是‘北乔峰，南慕容’，可是……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怎能……”至于另一位武学爱好者风波恶的反应则是：“这……这是‘擒龙功’吧？世上居然真的……真的有人会此神奇武功。”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很少有像乔峰这样甫一出场就是绝顶的武学高手，一般的主人公都有渐渐成长的背景，武功由低到高，而乔峰没有。这个特例也预示着乔峰不平坦的人生历程与险恶的江湖之路，至于后来背负十字架上的种种磨难，理所当然。乔峰可以说是一个在正统儒家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大侠，为人坦荡，心胸开阔，敢作敢为，为兄弟两肋插刀，大是大非面前总表现得异常的勇敢果断，总能以大宋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人，不愧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乔峰集中了所有金庸小说里的英雄的优点，在“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场即将发生的丐帮内斗叛变，就在他先发制人之下，使得状况难料的祸乱消弭于无形。其举重若轻的处理危机的手法令人赞叹，不负“北乔峰”之大名。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大侠郭靖式的人物，成为没有争议的单向度的大英雄。变故是英雄必经之路，由此路而达血肉之身的重新建构。所以乔峰的身份被揭露之后，他从乔峰转变为萧峰之后，一切都变了。英雄开始退位，光环黯淡，人性渐渐复活。尤其是轻易发誓造成英雄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乔某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决不伤一条汉人的性命，若违此誓，有如此刀。”然而事与愿违，他在聚贤庄大开杀戒，虽说是自卫，但毕竟放弃了自己的誓言，内心的创伤可想而知。而且萧峰发誓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他，他本不该轻易发誓，既然发誓便该尽量遵守，他却又屡屡轻破且毫不内疚，缺乏一种英雄反思己过的担当，或许此乃其父萧远山的遗传效果。破誓固然有损英雄的形象，却是人性复活的铁证。从萧峰轻易破了誓言这件精神创伤之事件，再反观《天龙八部》里另一位人物南海鳄神，从这一点上来说，南海鳄神远比萧峰更为伟大。与萧峰相反，南海鳄神拜段誉为师之言不过是中了别人圈套，并非心甘情愿也没有正式发誓，可是他始终遵守，并最终为此送命，诚可谓一诺千金，令人钦佩不已。一个人偶尔信守一下誓言，没啥了不起，但死到临头还信守誓言，真的很伟大。如果换作萧峰，他被敌人所骗，说不定早就说一句“这等巨奸大恶之徒，不能讲什么江湖道义、武林规矩”。然后一掌拍死了事。以一个大英雄的身份来说，屡破誓言确实令人难以信服。假如我们把萧峰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时，这一切都迎刃而解，英雄需要粉饰，但人性却真实凸现，无须粉饰。从开始的主旋律英雄人物乔峰转变为悲剧性人物萧峰，《天龙八部》开始展现出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而萧峰在多了一点胡人的凶悍、暴力之外，人性的复杂一面渐渐透散出来，譬如他请世传儒医王通治救疗阿紫时：“听得这王通治在一旁罗里罗唆，冷言冷语，不由得怒从心起，反手便想一掌击出。”既有杀人之一念，英雄成色已是不足，故香港学者潘国森说乔峰不算大英雄。这里的萧峰没有半点英雄的举止，完全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复活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气，他发怒，他有情绪，他想杀人，一切普通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具备。金庸以如椽巨笔成功写出了从英雄到后英雄的武侠时代，当英雄具有普通人的血与肉时，武侠江湖开始进入市民社会，所以在《鹿鼎记》里资本（银票）登堂入室，决定一切。萧峰后来远遁关外，其实是作为一个本我个体的自我放逐，自我流浪。至此，萧峰的人生已无任何的意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可是他为了报仇，仇未报，挚爱已先逝。要报仇，得忘却所有情感去杀掉以往的好友，试问，情何以堪？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萧峰自最早的拒绝相信自己是契丹人，到血债血还的报仇而转变成自我放逐的逃避现实。他躲到关外，想要过着打猎放牧的生活。他逃避英雄的称号，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人在江湖，又岂能事事尽如人意？最终萧峰自戕于辽宋两国的边境之上，完成悲剧人物的阅读期待。正如十字架上的肉身之死，带来精神的复活，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按叙事学原理来说，讲述故事和传播故事意义的人本应该意识到，一切完成了的事都得有一个“收尾”，《天龙八部》的收尾即是萧峰的死。然而金庸疏忽了，缺少了行为之后的思想收尾，缺少了完成记忆的衔接过渡，就不会出现任何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由此，《天龙八部》的故事结构不得不松散，不得不由一个主角的讲述过渡到另一个主角的讲述，最终形成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构架，印照众生皆苦、万法归一的佛家真义。好的故事一般带有神谕的意旨，它引发无穷无尽的阐释的可能，具有重新描绘生活的虚构的力量，《天龙八部》当作如是观。说英雄，谁是英雄。《天龙八部》并不是要描写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是写一位悲剧人物在极端困境下的自我反抗与自我挣扎，更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由神到人的转变，预示着作者思想观念的境界提升。在这样的氛围里，《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萧峰的故事在人世无常的境地里带给我们永久的悲剧感，让我们唏嘘之余，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作为普通人，在金庸武侠作品的“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令狐冲｜《笑傲江湖》男主角。由华山派掌门岳不群抚养长大，传授武功，为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生性放荡不羁，爽朗豁达，豪迈潇洒，不拘小节，喜欢乱开玩笑，却有高度的忠义心，天生侠义心肠，并且深情不移。钟情青梅竹马的小师妹岳灵珊，后因缘际会结识并爱上了任盈盈，最终与其结为夫妻，退隐江湖。令狐冲：自由武学分子的江湖绝唱夜晚是如此美好，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我翻开了一部武侠作品《笑傲江湖》，金庸先生暂时抛开自己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笔锋所至，就象他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曲“自由主义”的绝唱。我的朋友王怡说“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个体的纯粹性，金庸甚至破天荒地只字不提他的身世”（《不服从的江湖》）。金庸小说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寻找武侠之外的意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阅读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从《笑傲江湖》的表面描写来看，主角令狐冲确实深得“自由主义”之精髓，“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天生不受拘束，洒脱豁达，任情使性。然而仔细分析，令狐冲又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渗透在他飞扬跳脱、不受约束的性格中。令狐冲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随意的生活方式，追求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他得到的又不是他所向往的，无论在武功、爱情还是在江湖中的位置。可能，表面上的放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令狐冲特立独行的狂诞之下，隐藏着主人公的“自我的脆弱”。“当癫狂的令狐冲行走在江湖之间时，他使我们感到了片刻自由。这是一个没有严密法律与规则的世界，武功的高下几乎是惟一的标准。从华山到衡山到西湖，令狐冲在美酒与美女的陪伴下，一路闲逛。像许多阅读者一样，我为令狐冲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而暗暗兴奋，渴望看到一个更加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然而一个父亲式的师父岳不群就让令狐冲永远生活在内心的道德斗争之中。令狐冲从未想到“弑父”，做梦都没有想过。就算岳不群让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此时此刻，自由成为一张草纸。按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从这个定义来看令狐冲在《笑傲江湖》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令狐冲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只对小师妹有兴趣。正是这种感情上的执着使他失去了自由主义者最为宝贵的立足根基。《笑傲江湖》的最后—幕：盈盈……说着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说着嫣然一笑，娇柔无限。“这一段看起来十分的美妙圆满，但其间却总是透出了一些苦涩的意味，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位可爱的盈盈小姐，总喜欢将自己的心思强加于人，明明是她‘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却偏偏要说：‘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当然她这是心满意足的玩笑。令狐冲扣由她扣，说由她说。——真正的被拴住、扣住，从此无法自由的是令狐冲呵。他内心的感受，是幸福还是感伤，实在也说不明白。他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的伤逝。”天涯写手羽戈曾经说过：“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笑傲江湖》是一部寓言式作品，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笑傲江湖》没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正如金庸所言：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借虚构的江湖争霸来影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斗争，于是小说体现了一种寓言化的本质，一种人性的大丑恶与大善良。《笑傲江湖》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但金庸在虚化《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时，同时虚化了小说里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加强了道家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学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前者的代表是少林的方证大师和武当的冲虚道长，后者的代表是华山的令狐冲和衡山掌门莫大先生。“一个破败的小酒馆，充满了低俗的气息。桌上一壶猴儿酒，窗外阳光温暖。一个落拓的人坐在桌边，神情飞扬，衣衫褴褛掩饰不住他的豪放不羁。”我一直想象着令狐冲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有着哈姆雷特式的犹疑，所有争雄江湖的野心都在猴儿酒的酒香中散去，他只想重返过去，重返华山的往日时光。令狐冲的忧伤和彷徨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的脆弱，从而唤起人们对每一个生命的尊敬。如果不去重复想象中的生命，人就永远不可能充实地活着，想象力的缺乏使人无法存在。所有的江湖恩怨都是预言，最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归旨。小说家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现实性”，而是人物的“真实性”。随着令狐冲武学境界的提升，使他能够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看破了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虚妄，从而成为一个“自由武学分子”，才可能无所顾忌地捣毁“历史与传统”的必然逻辑。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作品，武侠小说本身提供了一种逃避式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凸显的是对于传统伦理、江湖道义的回归与怀旧，而不是杰姆逊意义上对于“当下”与救世神学式的“最终治愈的时刻”的怀旧与回归。读者沉迷于武侠小说之中，实际上是与小说主人公的认同状态相一致，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幻化、自我遗忘。真正意味深长的武侠乌托邦不仅仅是构造一个“懒汉的乐园”，而是在编织梦幻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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