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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阿甘本
东方不败的荣耀政治
-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名称为《安全、领土与人口》。在这次讲座中，福柯修正了他从《规训与惩罚》，以及《性史》第一卷和上一年度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的一个划分，即政治的治理术分为惩罚阶段和规训阶段。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强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君主的安全，因此，治理在于杜绝一切威胁到君主的因素，对于那些可能威胁君主安全的因子，必须加以消灭。这种治理术是针对个人的，比如《规训与惩罚》一开始介绍的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失败被四马分尸的例子。而现代监狱的诞生不再是对这些因素的消灭，而是强调对人行为的矫正和治疗，最终希望被规训的犯人能够重新面向社会。不过《安全、领土与人口》这次讲座突出了第三种治理模式，福柯称之为安全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它的着力点是作为整体的人口，是对人口的操作，通过一系列的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以达到对人口控制的目的，从而实现整体上的治理。安全模式，在另一个层次上，也被福柯成为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力。在随后的-年的讲座《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进一步探索了这个话题，并将之引向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探索。
毫无疑问，福柯的研究对于当时的阿甘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阿甘本的著作中也包含了大量生命政治的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和福柯一样，阿甘本也是将生命政治视为一种治理术而出现的。尽管阿甘本对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存在着误读，但是，阿甘本在总体上仍然依循着福柯的路径，即最终探索的是权力，尤其是生命权力是如何在治理中得到贯彻实施的。在福柯看来，在生命政治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我们担心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遭到威胁，如避免疾病、对环境问题和转基因问题的关心，甚至为下一代补充各种营养，实际上都是这种安全机制在起作用。在阿甘本这里，福柯的安全机制被转译为另一种东西，即安全机制是担心我们的生命形式的失却，担心我们变成赤裸生命。
不仅庸碌的大众如此，而且身为江湖中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均是如此。《天龙八部》中，金庸先生已经给出了一个丐帮帮主被活生生的赤裸生命化的例子。实际上，对任何帮主、掌门、教主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顾虑，如果才能最有效地保证自己生命形式安全的同时，又能实现对帮派的有效治理。而这种顾虑对于传统的继位的掌门和帮主来说，问题可能相对小一些，因为这些掌门地位的合法性不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某种传承关系，反对掌门意味着与整个帮派为敌，实际上，一旦这样做，反对者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赤裸生命化了。而对于那些靠僭越和篡位上台的掌门人顾虑会更大一些，因为他们不可能从他们的前任那里获得合法性，他们只有靠自己来建立一种治理术，来获得统治的权威。
在阿甘本年出版的《王国与荣耀》一书中，阿甘本提到了一种荣耀政治，这种荣耀政治的核心在于，统治者保持绝对权威，需要与被治理的诸众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能亲临到诸众面前，保持自己的神秘性。阿甘本引述了亚瑟王传说中的渔人王的例子，这个国王是个双腿残疾，时常在船上靠打渔取乐的国王，他从不亲身处理国事。所有需要处理的事务都统统交给他的得力的臣僚来进行。
这个并不是荣耀政治最核心的要素。一个看似不够关心实事的国王，最终需要对国家保有权威，因为如果仅仅是保持与被治理者的距离，很容易被掌事的臣僚所篡。因此，对于国王来说，还需要另外一套东西作为支撑。阿甘本谈到了推翻了墨洛温王朝的加洛林王朝的创始人矮子丕平，丕平靠篡位上台，他的执政没有合法性。但是丕平想到的是办法是，他拯救了处于蛮族伦巴第人攻击下的教皇解救出来，并让教皇具有了一个一定领土的教皇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丕平献土”。教皇对丕平感恩戴德，愿意帮助丕平解决篡位导致的合法性问题。随后教皇斯蒂芬二世亲自为丕平实行涂油礼和加冕，而斯蒂芬二世的涂油礼和加冕势必意味着，是上帝亲自授予了丕平统治法兰克王国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上帝的荣耀和光辉比前任国王的容允，更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不过，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不可能像矮子丕平一样，从一个绝对的上帝那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事实上，阿甘本还确立了另一种荣耀政治学。在阿甘本对古罗马帝国时期（前基督教时期的罗马）的研究发现，帝国皇帝每一次征战回来，都需要有一次入城礼，而罗马城的民众在街道两边，为君主的凯旋欢呼。这种欢呼，起初是民主自发性的，这种自发性的欢呼代表着民众对统治者的拥戴。也许正是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十分强调在各类活动中，如胜利游行、入城式、赛马节、角斗场、甚至大型的祭祀中，都需要民众的欢呼。在欢呼声中，统治者的权威得以权力。后来，这种欢呼变成了一种仪式性的欢呼，在后世的拜赞庭帝国那里，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负责让人民欢呼的欢呼官，他们指示着民众在什么时候保持沉默，在什么时候应该为君主欢呼。这时的欢呼，已经不再是那种自发性的呼声，而是开始具有了具体内容，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圣哉吾主！”等一系列的欢呼辞，甚至在中世纪的时候，对君主的欢呼被编成了唱诗，让人民所吟唱。
欢呼就是荣耀政治的真谛。在《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副教主东方不败阴谋篡权，将原教主任我行囚禁在西湖之底，并由梅庄四友看守。不过，东方不败仅仅只是解决了前任教主的问题，并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东方不败使用了阿甘本意义上的荣耀政治。首先，篡位之后的东方不败不再在诸教众面前出现，他选择了隐居幕后，而日常坐在教众面前的“东方教主”是一个假的；同时，教内大小事务，都是交给东方不败的男宠杨莲亭来打理，而杨莲亭的出现，尽管日月神教的教徒，甚至长老级别的人物（如童百熊）都对杨莲亭深恶痛绝，由于事先了阿甘本所说的统治和治理的分离（即东方不败掌握着统治权，而实际治理的是杨莲亭），使得教内的不满不会针对东方不败本人，正如童百熊认为是杨莲亭最作恶，东方不败只是受了杨莲亭的蒙蔽（实际上，最后一针刺死童百熊的正是东方不败本人）。另一个东方不败掌权之后，实施治理的关键技术在于，东方不败创造了一套颂辞，来颂扬其文成武德。《笑傲江湖》讲到任我行偷偷回到黑木崖，见到了支持任的长老上官云，上官云甫一见面，就随后说道：“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以前没弄过这个劳什子的任我行觉得很是诧异，而任盈盈解释道：“这是东方不败想出来的玩意儿，他要下属众人见到他时，都说这句话，就是他不在跟前，教中兄弟们互相见面之时，也须这么说。那还是不久之前搞的花样。上官叔叔说惯了，对你也这么说了。”在任我行对此发顿牢骚过来，一下缓不过劲头来的上官云继续说道：“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而任我行指出这套说辞在见他的时候可以免掉，上官云仍然坚持在说：“是。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自当凛遵。”而即便在东方不败已经被诛除之后，上官云仍然不忘记对老教主坚持说这套说辞：“恭喜教主，今日诛却大逆。从此我教在教主庇荫之下，扬威四海。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这套说辞，实际上是平常教内兄弟说给东方不败的，被称为“切口”，也就是说，东方不败已经将这套说辞仪式化了，通过仪式化的“切口”，每一个教内兄弟都毫无保留将此内在化和习俗化，以至于见到了现任教主的死对头，前教主任我行仍然无法改口回来。关键是，这套“切口”治理效果如何呢？应该说，除了几个对前任教主最忠心的几人外，实际上真正反对东方不败的人不多（包括之前的童百熊，童百熊实际反对的是杨莲亭），这一点从梅庄四友的话中也能略窥一二。也就是说，实际上东方不败实现了对日月神教的有效治理，在东方不败治理期间，日月神教实力并没有衰微，而是增加了，并且可以与五岳剑派分庭抗礼。实际上，若无任我行的出现，日月神教并不会出现太大内乱。这与任我行时期发生颠覆性的叛乱相比，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东方不败治理日月神教期间，要比任我行时期更为稳定。而这种稳定性，与东方不败和杨莲亭推行的“切口”颂辞密切相关。按照阿甘本的话来说，东方不败所创造的这一套类似于仪式化的东西正好是真实政治统治中发生一种欢呼的变种，而这就是荣耀政治的治理术。这种荣耀政治的治理术，不仅包括“切口”说辞，也包括一系列的跪拜仪式。在任我行成功诛杀东方不败之后，神教的诸长老、堂主、副堂主、香主一一出来，向任我行跪拜，并高声呼喊到：“属下长老、堂主、副堂主，五枝香香主、副香主参见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在此刻，任我行充分领会到了这种荣耀政治治理术的威力，任我行感慨说，当然我与教内与教下部属兄弟相称，相见时只是抱拳拱手而已，反而被东方不败篡了位；于是他意识到：“威不足以服众。当年我教主之位为奸人篡夺，便因待人太过仁善之故。这跪拜之礼既是东方不败定下了，我也不必取消。”这样，任我行虽然顺利夺回了教主之位，但是那个之前兄弟相称的日月神教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唯一的区别，不过是从东方教主换成了任教主，而东方不败的遗产被任我行一个不落地接受下来。这样，我们虽然读到的是任我行的成功夺回权力，不如说是东方不败的篡权是彻底的，这种彻底性就连原教主复任之后，也不得不保持其传统，相反的是，在东方不败篡权那一刻，日月神教的政治治理被彻底更改了，一种任我行的兄弟式的治理术被整体替换为荣耀治理术。
最为关键的是，荣耀治理术或荣耀政治是对生命形式的标准化，也就是说，以往还可以任性的兄弟相称已经被模式为经典的“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必须理解的是，这是日月神教规模化和扩大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一个广泛的治理范围内，拥有众多的治理人口，不可能再使用任我行式治理术。如果对应的话，之前任我行的治理对应的正是福柯所谓的惩罚机制，教主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神教的安危，任我行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那个带有任我行痕迹的日月神教的存在。但是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却不是如此，在东方不败手中，日月神教的治理已经变成了阿甘本意义上的装置，它是体制化运作的，这种体制化运作同时对应于福柯的规训和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日月神教的存在不再与神教的教主相关，正如金庸先生为我们展现的那样，东方不败即便死去，也无法触动这种高度运作化的神教机制，即荣耀政治的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每一个神教教众被普遍化和标准化了，反抗是不成立的，因为任何反抗意味着在神教内部的生命形式的丧失，也意味着他的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众多长老、堂主、副堂主、香主对杨莲亭有所不满，但个根本不可能发生当年东方不败针对任我行那种篡位斗争。由于高度装置化，政治生命被标准化，加上每一个在细微环节运作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作用，每一个教众只能在口头上表示对神教不满，但不会付诸反抗行动，用斯洛特戴克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精神。
在今天，我们重读金庸先生的作品，我们疑问是，我们是否可以去反抗这种装置化的荣耀政治？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像彭家珍暗杀良弼一样来动摇清廷的命运，因为无论是东方不败还是任我行，这种人物的更替已经不再关乎荣耀政治机制的运作，而阿甘本给出的方案——亵渎，已经超出了金庸先生的小说的范围，或许金庸先生更适合用远离喧嚣的方式寻找可能，正如令狐冲和任盈盈远离了五岳剑派和日月神教，韦小宝远离了康熙和天地会，杨过和小龙女也远离了江湖；而那些不能远离的大侠们，如乔峰最后的死难，只能被这个巨大的装置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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