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人物》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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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全球高端文化杂志《独家人物》试刊号。文后附有相关杂志、图书阅读信息，敬请阅读。
金庸是曹雪芹之后第一人——《独家人物》专访“金学”专家刘国重
□独家人物 访问
独家人物：刘国重先生您好，10月份是金庸先生辞世一周年，我刊特此推出“金庸辞世一周年专辑”，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刊访问。第一个问题，请简单介绍下您研究金庸的心路历程。
刘国重：金庸小说我一直特别喜欢，一直在读，有很多感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年刚学会上网，就把自己的一些感想写出来，贴在网上，与同样热爱金庸小说的好朋友们交流。不知不觉，就到今天了。多年来，网上结识了很多朋友，非常开心。
独家人物：在金庸小说中，您特别钟爱《笑傲江湖》，您写的很多评论，也都是关于这本书的，它在哪些地方吸引了您？
刘国重：金庸说：“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我最喜欢自由自在，最喜欢纵横自在无拘束，最喜欢天马行空不受羁勒，所以最喜欢《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也是最适合、最应该做“深度解读”的一部金庸小说。
金庸创作《笑傲江湖》，至少有两大“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塑造具有典型性的“政治人物”形象。泛泛而读，似乎《笑傲江湖》写出的“政治生活”如浮光掠影，《笑傲江湖》中的“政治人物”，在政治权谋上的表现，也都平平无奇。工于心计，机谋深远，足以令读者们印象深刻的“政治人物”，似乎只有一个“君子剑”岳不群，只因为，岳不群的心智太不成熟，隐藏得还不够深。
▲《刘国重“解读笑傲江湖”系列》书系
红叶禅师、方证大师、向问天、林平之、莫大先生，这些人的真面目，比起岳不群，更深藏、更难窥破。岳不群的那张“君子”皮，很早就被金庸撕去了。书中其他政治人物的真面目，金庸为何不也明白的一一写出呢？“政治生活”本来就云山雾罩，“政治人物”多数都深藏若虚。每一“政治人物”的面目，都历历可见，一览无余，如鱼缸中的小金鱼——这样的情况不是不存在，却只能存在于幼儿园小朋友们的“政治生活”中。
独家人物：此前您出版过《金庸师承考》一书，对金庸小说的用典、出处一一作了解读。请问金庸都有哪些师承？他妙笔生花的本事是怎样来的？
刘国重：金庸的成就，一半靠天赋，一半靠的是用心、耐烦、好学，真正的“读书种子”。除了上课和工作，金庸几乎总是在读书。他的的文化修养，是非常全面的。东方的、西方的，文学、歴史学、佛学、音乐、戏曲、美术，他都有涉猎，而且不是浅尝辄止的涉猎。欣赏西方音乐、学习芭蕾舞，似乎与金庸的小说创作全无关系、毫无帮助，其实不然。以这样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为基石，令金庸小说“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
至于直接影响，金庸的武侠小说，直接继承了三方面的传统：西方司各特—大仲马—斯蒂文森的传奇小说传统；唐传奇（以《虬髯客传》为代表）—《水浒传》—《三侠五义》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还珠楼主的近代武侠小说传统。
▲《水浒》插图，张墨一绘。特此致谢
金庸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他用的是“北冥神功”，把它们吸过来，化为己有，融入到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中去，其影响不很容易看出来。
金庸在不同场合谈及许多西方作者与作品，文学类的，就有：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十日谈》、《浮士德》、莎剧、但丁、狄更斯、哈代、奥斯汀、王尔德、毛姆、韦尔斯、詹姆斯·乔伊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罗塞蒂、史温朋、克里斯蒂、托尔金、罗琳、雨果、波德莱尔、佐拉、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罗曼·罗兰、艾吕雅、凡尔纳、西默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定、麦尔维尔、马克·吐温、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霍桑、露易莎·梅·奥尔科特、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杰克伦敦、普佐、豪普特曼等等。几乎是一部“西方文学简史”了。
独家人物：金庸自承受到大仲马等很大影响。
刘国重：《金庸师承考》这本书中，我作出了两个比较大胆的判断：一，金庸要是没读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的话，他就不会写《鹿鼎记》；要是金庸不在8岁时读到民国小说家顾明道所著的《荒江女侠》，他也不会写《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养的“双雕”、杨过的“神雕”、“华山论剑”、萧峰与段誉在酒楼上斗酒，等等，都能在《荒江女侠》中找到“原型”。
▲大仲马
大仲马对金庸的影响就更大了。中国有“丐帮”，大仲马所写《三个火枪手》续集中，也写到了法国的“丐帮”，非常好玩。我的一些推断，未必准确。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读一下这本“师承考”，读后如有不同意见，也请告知，我会斟酌修正或者增补。
独家人物：您最近在写作上有哪些规划？
刘国重：香港“金学馆”刚刚推出我的解读《笑傲江湖》系列，一共五本；另有一本《金庸评传》，以“评”为主，谈我对金庸其人其书的认识，也已写了两三年。
“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些年，金庸承受了许多不实的指控，我希望能把许多事说清楚、讲明白。比如说，有人渲染金庸前妻朱玫女士的“贫困”，不知道他自己比朱女士更贫困。渣甸山在香港是地价最高的地区之一，金庸曾在渣甸山住过几年，三层别墅，面积也很大。离婚时金庸把这幢别墅留给了前妻。朱玫去世时，手上还有很多财产，留给了她和金庸所生的几个子女。
再比如，都说金庸“吝啬”，却不知道金庸对社会的捐助早就超过万了，占他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左右。我们国家普遍的捐款比例是多少呢？是万分之六。很多指责金庸吝啬的人，比金庸吝啬几十倍。
也怪金庸自己，他几乎从来不主动宣传自己为社会做了哪些捐助，大众也就很难知道。看看人家李敖，捐了十五万，满世界嚷嚷；在北大捐了一百万，又满世界嚷嚷。大家都知道。
金庸是“君子人”的作风。他也是人，也有毛病，对他的毛病我们都可以批评，但这批评必须基于事实，不能夸张，不必渲染。他遗弃妻子，是他的毛病。但是，说他在经济上也对前妻很刻薄，这不是事实。他确实也有吝啬的时候，但吝啬不是他的全部。倪匡说：“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很少受到拒绝。”倪匡问金庸：“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条，如何处理？”金庸说：“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金庸与倪匡
傅国涌在《金庸传》中写到的金庸种种“抠门”之事，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但金庸在《明报》经济状况还不很好的时候，借朋友，两年后还港币的事，也是真实的，金庸默许老同学沈宝新在《明报》股权之外获得大量额外利益也是真的，金庸从来不向朋友讨要欠款也基本属实。
金庸先后捐出五千万资产，约占他财富的百分之五，是国人平均捐款比例的近百倍，这更是真实不虚的事。这些真实的事，都被傅国涌在他的《金庸传》给无视了。我们每个人，道德上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所以对人要讲“恕道”，不要“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多一点“自省”的精神。金庸的品行，在那些道德特别高尚的人看来，或许真的是千疮百孔。他们当然有资格大肆指摘金庸的品德，我却没有。因为我自己的品行就很一般，所看到的金庸，竟是“大醇小疵”的了。
独家人物：请谈谈您那一代人阅读金庸的独特体验。
刘国重：上世纪八十年初，大家都十几岁年纪，苦于无书可读，有什么书拿起来就读。此时能读到金庸小说，真是饕餮盛宴了。开始读金庸，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而后，这代人中，很多人在不断地重读金庸，那就不是无选择的了。金庸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传统，与华夏文化血脉相连。我初读金庸的时候，坚决不相信它是今人所著。一方面，金庸小说与我以前读过的古典小说风格酷肖；另一面，我当时不知如何，产生了“最美好的文艺创造都在古时候”的意识（也不算全错），就觉得金庸小说应该是古人写的，必须是古人写的。确认了作者与我生在同一时代，觉得很荣幸。金庸小说像是十五束强弱不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了两个世纪。对我来说，由阅读金庸小说起始，才慢慢产生滋长了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未免太过火了，实际上是走上了“歧路”。
独家人物：在金庸天马行空的想象里，您认为他对现实世界的关照有哪些？
刘国重：金庸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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