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四俗再回首金庸侠肝可无，义胆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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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吉　淳　中国语言文学系级本科生

白晨雨　新闻与传播学院级硕士研究生

杜中华　法学院级本科生

贺依林　基础医学院级本科生

陈浩耀　光华管理学院级硕士研究生

在未名湖畔谈恋爱、修经济双学位、吃鸡腿饭、上三宝地概，这是如今的“北大四俗”。

过去的近四十余年里，燕园中风行一时的“必做之事”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是一代代北大人共同经历的文化记忆，也是时代在北大人身上留下的特殊印记。《北大青年》将在两周内陆续推出四篇系列稿件，追忆八十年代以来的北大“俗”事。

金庸作品最为盛行的时候，那个叙写了三教九流、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曾被大半个中国的人捧在手上，北大学子也置身于这场热潮之中。

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授予了金庸名誉教授称号。金庸在颁授大会上不谈小说，却自谦“班门弄斧”，做了场关于中国历史的演讲。凭券入场的限制拦不住同学们的热情，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主持会议的时任副校长郝斌打趣地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7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夫妇。此后不久，金庸的作品在大陆“解禁”，各种各样的单行本开始流传。北大附近大大小小的书摊边，也因此添了许多读着金庸而忘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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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会见金庸

八十年代，重振的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处在一轮西化潮流中，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备受推崇，但全系同学也在同一时间拿起了金庸。级本科生、之后留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便常常在深夜将手上的卡夫卡换成金庸，一口气读到天亮。

由于学生们大多受过系统的文学研究训练，对金庸的爱好起初只停留在私下传阅的层面，很少有人在桌面上谈侠论剑。时任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现在的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对这种“堕落风气”看不过去。他本想阻止大家，结果反被推荐了当时在《今古传奇》期刊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

他曾以为自己不会再为了文学掉泪，这次却被金庸笔下的故事打动了。他向《现代文学史》的任课教师钱理群推荐了金庸——“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得一半的中国文学”，并评价金庸的作品比文学史课上讲的许多作品“有意思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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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今古传奇》

并未听说过金庸的钱理群觉得这只是年轻人的夸饰之词，自己看的时候也没有深切的感触。直到后来，他陷入精神上的苦闷，看不下去其他书，便一口气读完了金庸的主要作品。看到《倚天屠龙记》中写着“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时，他的心像被雷电击中了。

他抄录了这段话，信笔加上“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一位研究生。收到回信后，学生告诉他涌现在自己心里的也是这四句偈语。难言的心声不仅被他人的文字道破，还获得了同道中人的共鸣，钱理群意识到，文学史研究不能将这样的作品摒除在外。

相遇与争议

金庸曾说，武侠小说的主要价值是娱乐，他致力的不过是提升其艺术价值。“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

九十年代，雅俗共赏成了新的声势。于是，武侠小说被纳入了文学研究的对象，“开风气之先”的北大也参与了这场重新定位金庸价值的运动。

年，任教于中文系的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文中分析了困于笔墨的文人心中仗剑远游的愿望，武侠被他解读为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据陈平原回忆，当时的大学生把萨特与金庸、西方哲学与通俗文学混在一起读，因为它们都“直面人类生存状态”，具备面对世界时“孤独而高傲的心境”。

四年后，北大授予了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严家炎在颁授大会的致辞中将金庸现象称作“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三侠五义》、鸳鸯蝴蝶派这类通俗文学一直被当作“旧文学”而备受压制，金庸的兴起代表了传统文学现代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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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北大学子谈论中国文化

年10月，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主编小说卷的王一川教授将金庸排在九位入选大师的第四位，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一时议论纷起。

次年，年过花甲的严家炎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并将讲课内容结集成《金庸小说论稿》出版，分析金庸小说中的“义”“武”“情”。同年，钱理群和吴晓东等人合著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加入了关于金庸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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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所著《金庸小说论稿》

年，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资深“金迷”宋伟杰写好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为《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顺利通过答辩。这也是大陆第一篇以金庸小说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

孔庆东至今还记得，严家炎初开金庸课程时，社会上“北大堕落了”的批评多如枪林弹雨。但身为现代文学会会长的严家炎觉得“有必要开”，学校也相信老师们的眼光：“北大有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的气氛。社会上那么多人反对，北大内部不反对，北大内部是宽容的。”

后金庸时代

由于身体原因，严家炎只在年和年讲授过金庸研究课程。新世纪里，孔庆东接过老师的担子，继续开设《金庸小说研究》。刚开学时，教室里往往提前半小时就挤满了人，老师也只能从艰难让出的缝隙里“钻”到讲台上。

但期中之后，教室里不再人满为患。一些同学不理解老师在文学研究课上发表与文学无关的政论；一些同学则觉得老师讲得不够深入；还有人只冲着武功传奇去，但结果却如年听“金大侠”讲历史那样，所讲非所愿，“有些不过瘾”。

这时，金庸已经遍入人心，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文学创作，只要善加引用，便可博得观者一笑。孔庆东希望能将文学的“深刻”和“大众”结合起来，他觉得社会大众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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