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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镛（金庸）先生及其家属。（资料图）
在谈到金庸和《明报》赞成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一事时，邓小平表示：“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旦当上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１２０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对祖国内地很向往
香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金庸（原名查良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在进入香港报界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认识是迷茫又充满恐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查枢卿在祖籍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土改斗争中作为地主受到镇压。１９５９年，金庸放弃写作而主持《明报》编务。他作为刚创刊不久的明报社社长和主编，每天都必须为这张报纸的头条写一篇社论，这时候金庸的政治观点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金庸的政治社评具有旗帜鲜明的特点。纵观金庸在《明报》初创时期亲笔撰写的数以百万字计的社论，绝大部分是针对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对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评论，也有一些是他对祖国内地“文革”前后各项政治运动发表的意见。从这些社评中不难看出，金庸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多来自于当时的极左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大都体现在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金庸执笔撰写的社论。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不久，金庸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评。所有评论又都是针对前一天在内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为此在《明报》上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本港“左派”拥护刘少奇》的社评。金庸还针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在香港《明报》上不断发表措词严厉的文章，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伙对于香港《明报》又鞭长莫及。香港《明报》在那一时期曾被内地列为“反动报刊”。当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评也并非至善至美，特别是他对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于他多年居住香港，对内地的了解难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办《明报》期间，在他笔下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一些与事实相悖的偏激之词。
不过，这并不影响金庸对祖国内地的向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地形势日新月异，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尽管金庸１９４８年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以来，他已经先后三次越过了罗湖桥，回到了内地的土地上。金庸第一次从香港来到北京是在解放后的１９５０年，当时他希望通过从前在香港文化界结识的友人乔冠华，借以实现他从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梦。不过由于他的家庭出身等诸多原因，此次北上这一愿望没能实现。金庸第二次回到内地是１９５３年，当时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处理与前妻杜治芬的离婚事宜。第三次是１９６２年，他因事回到广州。这三次内地之行，对于金庸来说都是来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记忆中，内地给他留下的始终是一片灰暗的色彩。尤其是在“文革”期间，金庸在香港所能获得的信息，几乎都与“四人帮”一伙搞的“打、砸、抢、抄、抓”有关。所以金庸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对祖国内地的中科医院专家微信白癜风治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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