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设性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面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他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部分。
从官方到民间，从海内外的华人甚至到各国外籍的读者，金庸小说可谓家喻户晓；从学术研究的刊物到中小学授课的课本，金庸小说的阅读和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金庸的社评却尚未全部结集成书出版，更不用说他以诸多笔名撰写的文艺批评、时评政论、专栏文章，以及翻译著作和学术论文。
笔者有幸于年来到金庸身边工作，亲聆教诲，在其亲自指导下负责查阅收集并编辑他的文章和著作。迄今为止，这项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其中原因之一，即除了当年在报纸上刊发的武侠小说连载外，金庸早期曾翻译英文著作、为报刊撰写影评专栏、文艺批评，创作电影剧本及歌词；创办《明报》后则负责撰写社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自由谈”及时评政论，同时还从事翻译，乃至撰写学术论文，这些不同的创作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堪称一绝。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面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部分，二者是无法皆然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金庸卷》的编选将重点放在后者，尽量展示出构成金庸话语世界中不为人所熟悉的诸多方面，虽仅为捐流之点滴，却希冀以此为引，激发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进一步去发掘和探究庞大的金庸话语世界的深层奥秘。
社评从年2月8日金庸开始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刊发连载体小说《书剑恩仇录》，到年发表《越女剑》，“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年3月，到年年中结束，一共是十年”。从执笔初始到第二次修订终结历时二十五年，以上还没有计算本世纪初的第三次修订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从年至年）。与之相比，从年5月20日在《明报》正式创刊日开始撰写社评，直至年宣布退出，金庸整整为《明报》撰写了30多年的社评。
长期以来，报纸上的社评和社论几乎等于同义词，即使在专门分析传媒的研究文章中，也很少作出详尽的区分。眼下的报纸大多数都采用社论形式，极少数才采用社评。社论和社评的区别之一，在于通常社论不署名，而社评则署名。社论代表一家报纸的观点，虽然由个人执笔，但属于集体讨论的结果，其责任通常也由集体或报社领导承担。而有的社评则署上作者之名，表明文责自负，实际上跟这家报纸的态度和倾向也密不可分。
《明报》采用社评却不署名，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类形式上的选择，但究其内里，却可以看到，金庸不想采用一般通用的社论形式，是不愿意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就事论事，只作一种镜像式的被动反映，简单地跟随外界的舆论倾向和大众的情绪波动去人云亦云地议论是非和判定对错，而是十分重视自己能根据自己的原则来作出历史事件的选择和描写，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同时通过社评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信念。
作为《明报》的创始人，他能集社长、总编辑和主笔一身，无需顾忌和权衡外界或其他势力的干涉和骚扰，也无需按照别人的意旨去选择历史事件、去做他人的传声筒。所以他强调要保持个人风格，包括选择自己“标新立异”的社评形式。有研究者认为，《明报》的成功得益与金庸小说的持续连载，诚然如此，但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真正令《明报》从小报跨入大报行列，并成为香港传媒的佼佼者，还应归功于其独特鲜明的时政评论——金庸社评。
“标新立异”的《明报》社评，为金庸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其一、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择取历史事件和新闻来评述；其二、将社会或主流意识形态奉为中心的话语，贬斥到边缘或背景的位置，将自己的话语移至中心位置；其三、选择自己的叙述方式，自由运用种种修辞策略；其四、完整地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
从理论上说，社评是一种话语，它既包含着历史叙述——即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要求符合“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准则，又包含着评论者的介入，标志着评论者个人经验的任何表述。也就是说，社评是根据评论者认定的“合理性”叙述原则来叙述历史事件和表述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事实上，金庸的社评还不止于此，在历史叙述中不仅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评价和判断，阐述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力图以此来预示未来历史的发展轨迹。
总之，社评和小说是构成金庸话语世界的两大支柱，二者并行不悖，表面上各自独立，内里却又具有互文性。这为金庸研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源，既可以拈出小说或社评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独立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相互参照，探究其内在的互文性，从而更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金庸。换句话说，要研究金庸，既要研究金庸小说，也要研究金庸社评。我相信，金庸社评研究也将会像金庸小说研究一样成为一门显学。
时评政论与社评具有异曲同工的则是金庸的时评政论文章，除了散见在其他报刊之外的，在《明报》上以专栏形式或连续发表的主要有：先在报纸上连载，而后结集成书，以查良镛之名发表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以“徐慧之”为笔名在“明窗小札”专栏撰写的文章，以评析当时的国际重大新闻和事件为主，历时近六年；以“黄爱华”为笔名发表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上的“论祖国问题”系列文章。
本书的“政论”部分即全文刊发《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它原载于年6月7日至23日的《明报》，是金庸获邀于当年4月18日至28日前往台湾考察访问后撰写的文章，刊发后在两岸三地影响甚大。颇有意味的是，台湾当局早期甚至禁止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出版发行，因此，作为《明报》的创办人，金庸虽然很长时间中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可就是台湾没有去过。他曾谈到，“台湾我有很多亲友，平时常常在想念他们”，“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注意台湾的情况。读到和听到的报道虽然不少，但总不及亲自去看看那么有真切的感受”。直至年4月，金庸终于获邀前往台湾访问十天。在这十天里，他会见了台湾地区的首脑政要；前往金门参观，同军队的将领交谈；还跟台湾文化界和传媒界的友人见面相叙；参观了台湾的公路和水利建设；了解到台湾公务人员的纪律严明和成功的土地改革。他“看到的很多，听到的很多，想到的也很多”，于是就写下了这三十七则的短文，每一则都简短地从某一特定角度写出自己的见闻及观感，或夹叙夹议，或纵论细剖，很有特色，堪称金庸政论文章的范例，集中而全面地表现出金庸撰写政论文章的所有特点，也体现出金庸从事新闻写作和时政评述所秉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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