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汪曾祺,世间有且只有一个

慢熬风花，细炖雪月，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

——“你们对我客气点儿，

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人。”

——“老头儿，你别臭美了。”

这是汪曾祺和儿女的日常玩笑。

汪曾祺写了一辈子，却成名得晚，那篇让他进了文学史的《受戒》，发表于年，那年他已经60岁。可在60岁以前，他一直也活得很有滋味。

▲汪曾祺

汪曾祺是民国文坛上的奇人。到明日，老头儿已离人间二十一载。他不仅文章写得极好，身上还有着文人雅士们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

他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当一个人把人情冷暖都看透，还能保持对世界的热爱，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而他就是。

童年时：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

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苏北有片水乡，叫高邮。

这座蒲柳深处的小镇，素以秦观、咸鸭蛋、吴三桂闻名。年，元宵，春寒峭。当地颇有声望的“儒商”家族，诞下一名汪氏男婴，唤作曾祺。

虽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惬意得很。

祖父亲自教过他习字，每临寒暑，还会请儒生为他讲解古文。而他的父亲，更是个极随和又极有意思的人：

少年汪曾祺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便给他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汪曾祺一根。

“初中时我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父亲）拉胡琴，我唱。”

“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孩子头’。”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关系，就源于其父亲良好的家风。自己儿子的恋爱，他也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如此看来，他的才气随父亲，性情和习好也随其父。

▲其画作

幼时家中园林草木繁多，他对草木的亲近，从幼年起贯至终身。因着对寻常草木的亲近，含着对人间岁月的情思，他对花草树木虫鱼的兴趣浓郁便从那时开始，后来著有《人间草木》等集。

夹竹桃、碧桃花、丁香花纷纷开且落，鬼蜻蜓、大黑蜂飞且停，高柳蝉正鸣。调皮的孩子爬上龙爪槐，安安稳稳睡一大觉。

他写的一草一木，笔触都清淡，从未浓墨重彩。延及人物，也是重叙事轻抒情。但就是会令人觉得这些寻常草木，不仅有香有色，还沾染着岁月人情的温度和气息。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汪曾祺和妻子施松卿

青年时：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年秋，昆明。雨潺潺。

他背挎粗布蓝袋，踏入西南联大，投在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等门下，接受各位大师的谆谆教诲。

彼时求学艰苦，衣衫鞋袜常破烂，师生却都安之若素，视若平常。然汪曾祺的吃货本色兼“非典型学渣气质”，已初露锋芒。

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逛集市，他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趣闻，偷学后厨做菜。

▲汪曾祺和老师沈从文

汪郎在回忆父亲时说：父亲白天上课虽然有时溜号，晚上却没闲着，总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有时一直看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接着逃课。我问他都看什么书，他说：“没准儿，就是瞎翻，看到有意思的就读下去。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翻完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

那时日机常来骚扰，联大师生跑警报成了常事。

他跑警报也不忘看看风景——“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他在松树下捡到成熟的松子，嘎嘣嘎嘣地咬着吃。

不跑警报的时候，他们就泡茶馆。穷学生点一杯茶，白天黑夜地泡在茶馆里。

正是那段日子，他倚着临窗小桌，对各式的人、各样的生活,产生了兴趣。故信笔写之，捧出最初的几篇小说。

写金岳霖，“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

写闻一多，“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

▲汪曾祺一家

中年时：

“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年，北京。日已暮。

他被划成了右派，流离至马铃薯研究站，远在沽源。

文学大师画土豆，像个什么样子？他倒好，埋头画花和薯块，画完了，就丢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

还一度自嘲：“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随遇而安》中，他更是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豁达如他，并非沈从文般星斗流水的天然散仙。相较之下，汪曾祺更狡黠，更快意，也更通透。也唯有如此，他能相对顺遂过日子、谋生路，渡那十年浩劫。

想维护尊严，死是最简单的手段。如何热烈饱满地保持自我，才是更艰深的。

他的选择，一如《葡萄月令》里说的，“葡萄，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人和人的趋舍不同，静燥异趣。混沌时日里，有人歇斯底里，有人甩手一扔，有人抱怨不休。而还有人呢，好的生活品其甜，坏的生活味其苦。

这位汪先生——字是花他为泥，他囿于字格却不想拘泥人格。他要讨好，要适应，只是生活罢了。

吞下苦难之后，只谈吃，只谈美，只谈人间的美好和温暖。他画丹青，临书帖，唱青衣，入厨房，编戏剧，还是民国知名的美食家，吃遍大江南北，著有《汪曾祺谈吃》《五味》等书。

而且他写的都是寻常百姓常吃的食物。

他写豆腐一文，将中国各地豆腐一网打尽，豆腐种类罗列细致，南豆腐、北豆腐、老豆腐、嫩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连各种做法都一一写出，既如百科科普文，又色彩明快，读起来酣畅淋漓，趣味盎然。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雨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晚年时：

“生活是好玩儿的”

60岁之后，汪曾祺平时常翻的都是看过的杂书，《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

老头儿曾在年写的一篇短文中说：

读杂书至少有以下四种好处：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濬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

“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读书是这样，在吃喝上他也是这样，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怠慢自己。

有一年，他患了急症——胆囊炎发作。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

话音刚落。老头儿就嘻嘻嘻嘻，捂嘴窃笑起来。

友人前来探病。他一脸假正经：若戒了烟起码能多活十年，但是为了多活这十年，而舍弃了抽烟的乐趣，我是不肯的！

谈起父亲，女儿汪朝笑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一次，女儿有客人来，女儿嫌弃父亲不够热情。第二次客人来，老头儿亲下厨房，忙活半天，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水嫩嫩的小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蘸上蜂蜜，插上牙签。但他再次被女儿嫌弃，说还不如削个苹果。老头不服气了：“蜂蜜小萝卜，这个多雅。”

啧啧，蜂蜜小萝卜式的日常风雅，才是老头儿的正确打开方式呀。

作家苏北提过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二三轶事：

那日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酒过三巡，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程鹰点点头。林笑说，“这杂志不错。你认真点，再写一篇，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此时汪曾祺不乐呵了。他丢下酒杯，瞪着老友：

“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像我，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他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但他绝无架子，也不摆派头。偶尔现出的小傲娇、小得瑟，带着点“我有你没有”的孩子气。

沈从文曾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比我好”；贾平凹则评价他“是一只文狐，修炼成老精”；史航对这位在近代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老头儿的评价是：“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确实可爱得不常见。

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应允，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只可惜，龙井尚未端来，老头儿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想来，是继续他的可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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