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编辑整理自单向空间和蜻蜓FM联合出品的音频节目《艳遇图书馆》
不久前，《艳遇图书馆》因为许知远的繁忙搁浅了一段时间，今天是这个节目的倒数第二期。
前往哪儿已经不重要了，本期节目中，许知远会分享一本他正在读的传记，关于一位澳大利亚的记者莫理循和他在中国的冒险故事与情感奇遇。
重访莫理循的历史经验，你会发现个人留痕在时代之屏上的生活轨迹与内在的精神世界可以多么有趣。
（以下为第五十一站《艳遇图书馆》文字节选）
“莫理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外国记者”
先来听一首轻音乐，我喜欢这个题目《AroundtheWorld》。
我今天早上晚起，躺在床上发呆、看书，就是赖床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候。因为去年特别忙，赖床的时间特别少。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就胡思乱想，我床边堆满了各种书。我顺手抄了一本叫《北京的莫理循》，是一个澳洲作者叫西里尔·珀尔写的，英文原名叫《MorrisonofPeking》。
[澳]西里尔·珀尔著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年7月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当时也没有怎么读完，我就喜欢读他的冒险故事。因为莫理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外国记者，他自己是一个冒险家，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十多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横穿过整个澳洲，他是学医的，但是最后成为一个记者。他在中国做过很多漫长的旅行，他曾经从北京出发，最后一直到了缅甸，穿过整个西南。他也曾穿过中国的西北，最后到达莫斯科。
但是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当年的《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号称是当年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记者之一了。可能部分地像几年前《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是以中东报道出名的，最后整个变成对外交事务评论的一个人。莫理循就是这么一个人。
托马斯·弗里德曼，普利策奖终身评审、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非常奇怪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性格都特别鲜明”
他年轻的时候来到北京，因为他是作为《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所以就享有很多的特权。他认识很多当年中国的权贵，包括西方的外交官、英国的首相。他从中国发去的每一篇报道，关于中国的，关于东亚的，关于远东的报道，都是对当时西方的舆论有很大的影响。
他是各式各样重要任务的座上宾。他表面上是享有某种公共舆论权力的人，内心又是一个很紧张、很敏感和羞涩的人；他看起来很傲慢，非常自信，但实际上私下里，至少他的情感世界是非常紧张羞涩的。他掉入一段又一段的恋情，这个书里写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他白天可能在忙于外交事件，做出煞有介事的发言，夜晚想念一个一个的小姐和夫人，总是被这些使他心动的女人或者是姑娘们搞的五迷三道的，陷入不断的焦灼。
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曾任《泰昭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在北京居住了20多年（—）。
我早上在翻他传记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后来等到年辛亥革命之后，他又成为了袁世凯的顾问。当他离开《泰晤士报》成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之后，他的影响力就开始衰退了。但是至少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应该是从、年，一直到年，他是对远东影响最大的西方人之一了。
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段落，其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冒险，还能看到当时整个中国历史的变革。而且有很多八卦，当时在东交民巷，那些外交使传的世界里面，那些虚荣的、自以为是的外交官们的生活，他们对中国的那种傲慢的态度。可以看到中国清朝大员们的腐朽，看到普通中国人日常的贫困和绝望。
他也是当时很多重要事件的目击者，比如他见过光绪皇帝，当时他们刚刚从义和团运动逃到西安去了，刚要返回京城。莫理循在现场看到了光绪的样子，他说：
皇帝捧着翠壶就下了轿子，然后朝庙里走去，神情十分尊严，但又不显得趾高气扬。他双颊深陷，肩窄胸扁，面孔瘦长，面脸凄容，看起来很虚弱。他只在庙里待了一会就回到了轿子，他穿的很朴素，和一般中国的绅士一样。
年，慈禧和光绪从逃亡中回銮北京
光绪的样子跟慈禧太后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又写到慈溪太后。他说：
她的轿子比皇帝豪华，上面装饰着许多孔雀翎，她昂首阔步的走到殿里，烧香拜佛后，她在侍从的簇拥下走了出来，在庙门口，她挥手让他们退下。一名侍从替她撑起一把銮伞，她也挥手让他们离去，她独自站在那里，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她衣着华丽，戴着满头的头饰，牙齿脱落，显得苍老，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
这些描述非常的生动。我再读一个他写的情书，我觉得他对他的情感描述得也很可爱。当时莫理循不到40岁，西里尔·珀尔写道：
莫理循在和外交官打交道的时候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在处理和女人的关系时他就像昏了头的学生一样苦恼万分。在他自信和老练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不成熟的情感和恣意的痛苦。里德夫人（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和外交官夫人）说，莫理循和女人在一起时显得非常害羞，尽管莫理循非常讨厌里德夫人，但是还是对她的话认真地想了一想。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难以抗拒的羞怯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负担”。
年，莫理循在北京爱上了一个百万富翁参议员的女儿，这个女孩子正好在周游世界。莫理循很快就迷上了这个小姐，小姐叫密西。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感到无比的欢愉，火一般的恋情在心中燃烧。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带着这个密西小姐去登长城。他说：
那天晚上，皎洁宁静的月光撒向大地，四处看起来和白天一样明亮。密西对我说，她要去长城。我就自告奋勇陪她去。杜卡特同意和我们一块去，因为他发现自己能帮上忙，而且顺便还能带上格拉斯戴尔夫人。我和密西一块走，杜卡特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我们爬上了长城，在最高处坐了下来。而后，我们就有了一段以前从未有过的奇妙经历，只是一种启示，令我感到震撼。
莫理循及其家眷在北京宅邸的留影
看到这儿我就产生了遐想，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我觉得夏天快到的时候，小伙子们，不一定年轻，你可以带着你心爱的姑娘，或者你希望心爱的姑娘去登长城。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非常奇怪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性格都特别鲜明，后来这个密西小姐就离开了，然后莫理循就写了一封道别信给她，当时密西小姐已经去了横滨。莫理循写信说：
我刚动身前往上海，愿你回国路上心情愉快。你回归故里，虽然对远在东方的我来说留下的是一片凄凉，但是对奥克兰你所深爱的人来说这是一道喜讯，他们那边迫切地等待着你，欢迎着你。我相信你虽然事务繁忙，但是一定可以找一些空余时间给我写信，也不会把我忙的一干二净。我不知道命运是否会允许我们重聚，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永远把你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总会心怀感激地回忆起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也挺喜欢这种老派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尽管他们可能仅仅是浅浅的相逢，但是至少在语言上表现出这么强烈的一种情感、一种礼貌。
来读一段这本传记中关于莫理循旅行的一个插曲。
走遍中华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一直是莫理循的心愿。18个省中他已去了17个，满洲的每一个地区他都走过。年1月15日，他开始了新的旅程，穿越中国遥远的西部地区和俄国、土耳其斯坦到达莫斯科。他的路线经过西安、肃州和乌鲁木齐，穿越木扎提山口，到达喀什和塔什干。他带了三名中国仆人、两匹马和两辆马车。车上装满了生活必需品，有肥皂、宝维尔牛肉干、香肠、听装番茄、鱼子酱、腌牛肉、果酱、蜂蜜和新鲜鲑鱼，还有几打书。当中有《西班牙文圣经》、《海华沙》、《英雄和英雄崇拜》、《亚洲之光》和《澳大利亚诗集》。他对《澳大利亚诗集》还是百读不厌，而且往往读的“泛起思乡情思，黯然神伤”。
他再次被中国的贫穷、肮脏、野蛮和腐败所震惊：“事实上，中国的佛教严重堕落。每个人都为赚钱而做坏事，农人的大部分收入都给僧侣交了佃租，我相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在自己的人民中进行奴隶贸易的国家”。
西安至乌鲁木齐途中的嘉峪关南20里
在路上，他看到犯人“被残忍地铐在铁枷，从脖子到脚踝都拴着铁链”。有时两名囚犯被锁在同一个8英尺长、50斤重的铁枷上。
从甘肃到喀什几百英里的旅程中，他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
夜晚，在破旧、灯光昏暗的泥草屋和窑洞中，人们挤坐在油灯周围。莫理循评价说：“如果他们能买到洋油和洋灯，他们的生活将会产生多大的变化。他们可以在夜晚读书以消磨时光。很难说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缺乏灯光而引起的，但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旅途中，他再次遇到“令人反感的传教士”。在兰州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与他们接触后，我觉得他们狭隘的思想会使每个人都成为不可知论者。他们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因为一批又一批传教士已经连续不断地工作了24年，而他们总共才使大约20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们用晦解难懂的术语教导人们，使基督教的教义和基督的教诲变得含糊不清。他们竭力用图表阐明启示录和罗马书，结果使中国人感到迷惑，甚至连我也感到困惑不解。
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市辖区）平原上的烽堡
圣经卖得很便宜。回教徒或以双倍价格转卖或用来做鞋底。气温的急骤变化使旅行变的十分令人不愉快。男人们上午还光着膀子，但风一吹起来，穿着羊皮袄还打哆嗦。有时候温度降到0度以下，墨水被冻得坚硬无比。有时灼热的阳光会晒的莫理循苦不堪言，衣服烫的几乎不能触摸。回忆起他曾经在三伏天徒步穿越澳大利亚的情景，他写道：我曾吹牛说自己从不怕热呢。他的健康不佳，肝脏不适，身体常因风湿症而显得僵硬，鼻子再次出血，腰痛的厉害，食又不足，没有肉无法旅行。但是他尽职尽责地为《泰晤士报》写报道，有的达字之多。
5月18日当他到达伊宁时，他看到下半旗，得知大英帝国皇帝爱德华七世国王陛下的死讯，但是他毫无悼惜之意。
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人们告诉莫理循穿越木扎提山口的危险，沿途山高路险，劫匪出没。在陡峭的山崖上爬了13英里后，他终于登上了木扎提出口的顶峰，这是中国西部边境贸易路途中最重要的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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