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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先生逝世，网络上通篇都是哀悼和怀念，毕竟，金庸先生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两代人，而他的作品的可读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甚至都被选入了国家教材。
但是，关于他作品中一些明显刻意掩盖的历史事实，网络上一直都有人不断的在质疑。
今天，大只广就为大家摘录了两则文章，个中真相，看官自品。
第一篇：
真相歪曲者——旗人金庸的真面目
一、引言
金庸，本名查良墉，浙江海宁人，顺治时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就是其祖上查继佐。当时无辜屈死者无数，老查踏着别人的鲜血爬了上去，得到了满族统治者的宠信。查家此后一门竟出了七个进士和五位翰林，这在满人排汉的风气下，是汉人门庭根本无法做到地，所以虽然金先生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旗人，可辩护却总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二、《明史》案的告密者查继佐
查继佐又名查伊璜，“伊璜”应该是其族谱名。他是金庸的一个本家，也是清朝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明史》案的告密者。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之后江南人人自危，文坛、史坛都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究其根源，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为了一己之私，把原本未必会兴起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惨剧，终致血染江南。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庄）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
《明史》案主要由两人告发，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归安本地知县吴之荣后来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告发，吴之荣也未必会 然而金庸秉心有偏，为了谋求根红苗正、良好口碑，便竭力想要遮掩祖上的这幕劣迹，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他借助其拥有的显赫声名和自己小说的广泛流传，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试图扭曲真相，混淆视听，竟然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写成了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还将其与顾炎武、吕留良这样的反清名士置于一处，把告密的丑恶行径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鹿鼎记》影响深远，读过的人不计其数，大部分读者无心考究历史，也想不到金庸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所以多被其蒙骗，在记忆中留下了一段被篡改的史实。原本一段海宁查氏的“不光彩”历史，反倒被金先生巧妙地利用，让世人都以为其祖上心怀故国，不肯屈从于满清淫威，在文字中暗讽时弊，才招致灾劫。一个可耻的告密者、给江南文坛惹来大祸的小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反清英雄，金先生的生花妙笔实在令人又敬又佩。
三、铁杆汉奸吴六奇
读过《鹿鼎记》的人应该会对吴六奇这个名字有印象。在书中，吴六奇是一位慷慨豪侠的英雄、潜伏敌后待机而动的抗清义士。但事实上，吴某人却是一个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铁杆汉奸，投降后一直对清廷忠心耿耿。吴六奇本是永历帝授的南澳总兵，顺治七年时，大汉奸平南王尚可喜挥军南下，吴六奇当即率部迎降清军，此后随同尚可喜征粤，剿灭明军残部，屡立奇功，并积功被清廷升为提督、少师、兼太子太保。
据徐鼒《小腆记年附考》卷十七记载：“清世祖顺治七年春正月。戊辰，我大清兵复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考曰：海宁查孝廉伊璜识吴六奇于未遇，后从王师征粤，官至提督，厚报伊璜。王士祯《文集》、钮琇《觚賸》、蒲松龄《聊斋志异》、蒋士铨《忠雅堂文集》皆记其事，谓六奇以乞丐遇征粤之师，途中被执，献策从戎，积功至节钺。鼒按：诸君皆据传闻言之，其实六奇在明时为五虎乱潮之一，踞大埔、饶平、程乡，永历帝授为南澳总兵。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镇苏利迎降。《台湾外纪》、《行在阳秋》言之历历，安得谓乞丐迎降乎！《贰臣传》谓六奇丰顺人，少时乞食各郡，习山川险夷，至是以总兵降，请乡导大军，招徕旁邑自效，盖乞丐乃少时事，查、吴相遇，实在明世。旋附义旅，为桂王驰驱，后人讳之，而托言骤贵于兴朝，非实录也。附辨于此。]《查继佐年谱》引。”
金庸之所以颠倒黑白，硬把一个汉奸美化为抗清烈士，主要原因就是查家与吴六奇交往密切，一损俱损。吴六奇落魄时曾得到过查继佐的资助，后投身军旅，当了明朝的总兵，降清后官至提督。此人不忘旧情，“厚报伊璜”，还曾助查家脱难。据《偶然录》记载：“公应吴督之招，在两广署时，陆晋亦贵为潮州提督。盖晋逸去后，即从军效力，积功谋任至此。知公至粤，遣使赍帛书为请，公赴之，晋郊迎百里外，其崇奉之礼不异于吴。”可知查继佐受到了两广提督吴六奇和潮州提督陆晋异乎寻常的礼遇，查家是当时“沾官气”的大族。
写小说虽然允许艺术夸张和改编，但总不能颠倒黑白、忠奸互易。如金先生般把小说当成歪曲历史的工具，借助其颠倒是非，谋一己之私者，实属少见。
四、《明史》案始末
《明史》案是清朝所兴的几大文字狱之一，株连甚广。湖州(今浙江吴兴)庄廷珑聚众编辑明史，清廷在撰写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时，煞费苦心地大肆篡改，歪曲事实，自然不能允许有人说出历史的真相，于是一经告发后就严厉惩治。据《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记载：“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鑨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按，继佑是继佐原名，因科举之错而从其误。）
在张岱所著的《快园道古》卷四《言语部》中，与《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基本相同，遂不引。
据况周颐写的《眉庐从话》记载：“吴兴庄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次年七月，归安知县吴某（吴之荣），持书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辩曰：“查继佐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某将继佐列入校阅，继佐一闻，即同检举，事在庚子十月。吴令为庄某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佐早而吴某后，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下。今吴某以罪受赏，而继佐以功受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详。”各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
全祖望《鲒琦亭集》载：“惟海宁查继佑、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张岱《快园道古》载：湖州庄廷珑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珑遂将继佑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珑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共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珑籍产一半。”
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
中华书局《查继佐年谱》也证实查继佐正是此案最早向清廷告发之人，年谱注引查继佐《得案日记》曰：“……余自作牒四六体，投督学胡尚衡，亦不得报。余手启胡：‘语陟鼎革而衡文，不知之乎？他日门户之忧，当与共之，勿谓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府学，学官为赵君宋，温州人，颇有深望。时鑨已卒，父老七十余岁矣，自言此书无不敬，可上闻。即奈何渔猎君宋毒之，详于府道。庄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
上面六则史料所述大体相近：庄庭珑慕杭州举人查伊璜之名，擅自将其列入《明史》的参订名单，查伊璜得知后吓得心胆俱裂，为求自保，赶忙向学道检举告发，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再次告发，此书终引起清廷
在《五石脂》中，记载更为翔实，但与上面几则略有出入，比如查继佐告密所得不再是庄家财产的一半，而是十分之一，加上“十余舟”的器物。
”……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咸负文望，列名参订中。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之荣出首时，即谓庄胤成（即君维）、朱佑明、查伊璜等共造此书。至公庭质对，亦坚执伊璜等主笔。查以递过检明呈为词，吴复质其何不首督抚而独首学道。明系借此得赃名实两遂之计。查遂无词。囚禁者逾时，既乃密求于粤中总兵吴六奇，事始得解。先是满官督抚上本，俱依之荣口供，谓查系同谋造送。及吴为查营解，至定案时，遂一反其词。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
《五石脂》中的详尽记载给我们讲述了事件的另一个版本：查继佐正是《明史》的主笔之一，而不是其它几则史料中所述，是庄廷珑未经允可就擅自把他列入参订名单。查继佐后来向学道首告，正是担心出事，预作自保准备。而之所以他的告发没有引起任何
“苍*宝之（明史），原本不可得也。问之庄氏，忌不与校。余素不一至南浔，偶鑨弟廷钺束脯余门，曰：家史意独为之，不欲分人，且先生不须此。余遂有明史之役，改曰罪惟录。九段摘按，查氏本人亦有心于明史，其告发庄氏之举，是否先有同道相薄之意，后生借刀杀人之心，则难言。”
而在《查东山先生年谱》注引查氏《得案日记》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查继佐告密的另一个版本和动机：庄家把新编撰的《明史》视为至宝，“不欲（把荣耀）分人”，不让别人参与校对，列名其上。而“查氏（查继佐）本人亦有心于”靠明史扬名，所以对庄家心怀不满；兼且文人相妒，希望对方无法成功，所以向清廷举发，希望能借刀杀人，用心可谓十分歹毒。
五、金庸祖上查嗣庭遭受的文字狱
在《金庸传》中，曾有过一个“维民所止”的说法：说金庸的祖上查嗣庭因为“维”、“止”二字给“雍正”去了头，所以引出杀身大祸，遭到文字狱的清洗。事实上，“维民所止”的故事早已被考证出是金庸自己编出来的谎言，并藉此不知欺骗了多少人。不过金庸的祖上，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倒确实遭受了文字狱的清洗，他与儿子拷死狱中，死后还被戮尸，全家流放，连江浙两省的士子都受到株连，六年内不准参与举人和进士的科考。
此事就是著名的“查嗣庭案文字狱”，一直被金庸利用来混淆视听，遮掩其祖上查继佐的不光彩行为。事实其实很简单：清朝有两大文字狱都与金庸祖上有关，一为《明史》案，一为查嗣庭案。只不过在《明史》案中，其祖上查继佐是可耻的告密者；而在“查嗣庭案”中，查家又成为受害者罢了。
其实查嗣庭案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表面上看是雍正因为查嗣庭主持乡试时命题不妥而降罪，将其下狱处死。内幕却是雍正意欲铲除国舅隆科多，而查嗣庭是靠溜须隆科多爬至高位，属于铁杆隆党，所以便成为雍正首先要剪除的羽翼。所谓的“出题不当”，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在查嗣庭死后没几个月，隆科多便被处死。
显而易见，这场所谓的文字狱，不过是一幕披着文字狱外衣的权术争斗，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与其它因讽刺满清、弘扬汉族文化而获罪的文字狱有本质区别。而金庸编造“维民所止”的谎言，其用意也并不难猜：无非是想掩饰这场文字狱的独特性，尽量将其与其它文字狱混为一谈，以让人们产生“金庸祖上也是反清文人，曾因弘扬汉族精神招祸”的错觉。其实少年时读《鹿鼎记》，便感觉一开始文字狱那章与整体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多余。长大后才理解金庸这样做的高明之处：不仅巧妙地歪曲了事实，把“明史案”的告密丑行全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洗白了其祖上查继佐；更配合他在《金庸传》中编造出的“维民所止”谎言，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后代”的高大形象；同时更有力地掩饰了自己满人的身份，淡化了祖上曾任清廷高官的事实；还遮盖了他在小说中吹捧满清的不公正立场，可谓一举数得。仔细回想一下金庸写的小说、评传和杂文，对清初的几任皇帝（皇太极、努尔哈赤、顺治、康熙)都推崇备至，而自杀其祖上查嗣庭的雍正之后，就再无溢美之词了。
笔者十分佩服金庸的心计，能如此不着痕迹地塑造起自己的光辉形象，从一个告密者的后代摇身一变，成为文字狱受害者的传人，轻松就博取了人们的同情，可谓变被动为主动，将虚伪隐藏于无形之中。金先生能将岳不群伪君子的形象刻画得那样传神，果然并非幸致。
如果有人仍存疑虑，希望进一步了解此案的细节，请自行检索阅读陈伯良先生的考证文：“清代查嗣庭案本末”。
六、金庸是满人还是汉人已不可考
《满族汉姓对照表》：“[查]老姓，包括沙拉氏，以及加入满族的查氏（汉族）等。”
“姓查的人百分之八十五是居于安徽、云南的少数民族，剩下的百分之十五则是满族正白旗姓沙拉的一批满人改成的汉姓，以及后来加入满族的查姓汉人，主要居住在浙江以北的几个省份。”
“海宁查氏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清以来一直是‘文宦之家’。”
由上面这些资料我们可知，海宁查氏本是安徽、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后迁居浙江。满清入关后，部分满人改汉姓为查，而部分海宁查氏又加入满族，或成为汉八旗子弟。经过自元朝以来几百年的通婚和汉化，海宁查氏已经成为一个汉、满、云南某少数民族的混合体，已经说不清是哪一族了。所以那些关于金庸是汉人还是满人的争议可以停止了，这本就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在金庸身上，很可能同时流淌着汉人、满人、以及云南某个早已消亡的少数民族的血液。
七、金庸与海宁查家
海宁查家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其种族虽然已经混乱，但族谱还是比较确切地，今存《海宁查氏族谱》二十册。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在族谱中可以看到查良镛的序列，所以金庸（查良镛）自称海宁查家还是比较可信地。金庸曾在年2月给浙源乡查传宦的信中自称族叔，称对方为“传宦族侄”，还说到：“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
满清自入关以后，对汉人一直采取防范打压的策略，所以汉人中门庭显赫者甚少。然而在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的叔侄数人同时在清廷居官，金庸就曾在《鹿鼎记》的楔子中洋洋得意地炫耀海宁查氏“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查家一时风光无限，全族加入了汉八旗，后来满族式微后又有不少人悄悄改回为汉族。有些人把金庸祖上说成是汉八旗包衣（即家奴），这是错误的看法，金庸祖上是正宗的旗人。
说起汉八旗，不似人们想象中，把死忠满清的汉人编在一起给个旗人头衔，在血统上还是汉人。当时的规矩是“满汉不通婚”，而汉八旗是可以与满族统治族通婚地，与汉人反不能通婚。所以随着血统在通婚中的变化，汉八旗人与汉人日益遥远，从实质血统上蜕变成了满人。如今的纯满族血统已经非常少，大多数满族人其实都是汉八旗的后代。
当时满人排汉风潮甚浓，查家能得到清廷的赏识信任，实属异数。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断定，当时查家与满人的关系颇为密切，是当时迎合清廷的模范家族。很可能有不少满人改汉姓为查后，与查家进行了通婚等进一步的融合，遂更让清廷把查家当成“自己人”来吸纳重用。
海宁查氏中出过不少显赫人物，查嗣瑮、查嗣韩都是“七进士”、“五翰林”中的人物。据《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十四日，（查继佐）以痰喘故，拥衾危坐。夫人诞期将近，远迩姻族以次踵至……族侄嗣韩、嗣瑮以次供饮饵之事。”由此可知，这二人均为查继佐之从侄。而由族谱可知，查嗣韩为查慎行之堂弟，查嗣瑮为查慎行之亲二弟，所以查慎行亦为查继佐之族侄。而由族谱可知，查嗣庭是查慎行的堂兄，金庸误将其当作查慎行的亲兄。
海宁查家枝繁叶茂，人丁无数，金庸很可能出自其中默默无闻的一支。虽然金先生公然扬言自己祖上是翰林院编修查慎行，却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所以未尝没有攀附高枝以自抬身价的可能。不过既然他如此宣称，那查慎行的族叔查继佐自然也就与他有了关联，是他的族祖。此人当年告密的行为颇不光彩，金庸虚荣好名，自然担心影响到自己苦心塑造的“根红苗正”的良好形象，这正是他在《鹿鼎记》中竭力歪曲真相，美化查继佐的主要原因。
八、尾声
因为康熙待查家甚厚，所以金庸知恩图报，在《鹿鼎记》中拼命吹捧美化其人，将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硬生生塑造成了天下少有的圣君。而且出于对清廷的感恩和旗人内心的归属感，金庸对美化满清可谓不遗余力。《鹿鼎记》中整篇颠倒黑白，施琅之流成为正面人物，陈近南这样的反清义士反倒成了保守偏执、目光短浅之辈。《鹿鼎记》发生于满洲人入关不久之时，其时满人正到处圈地，把汉族百姓化作奴仆，大搞民族压迫……但在金先生的书里，却借韦小宝之口，将其描述成社会安定和谐，广大汉族百姓丰衣足食，“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钱挣”的盛世天丅朝。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尼布楚条约”，也被瞪眼说成是大捷后的“平等条约”。如今“康乾盛世”的谎言早已被揭破，稍涉清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其实是“欠糠盛世”；而即使傻子也明白，大捷之后只会抢来领土，而决不可能去割地乞和地。
金先生对满清的偏袒和对历史的歪曲遭到了很多正直之士的不满，对他知根知底的武侠宗匠梁羽生就曾谴责他是伪中华，以中华之名，行满独之实。李敖对其的评价则更为尖刻：“只有无知的人才看他的书，他在我看来只是一泡狗屎！”
其实在笔者眼中，金庸的人品虽劣，但小说写得还是相当不错地，李敖的话未免有些偏颇。不过金庸一生沽名钓誉，江郎才尽后，为了避免折损如日中天的名声，便沉湎在过去的成就之中，更不思突破进取，不肯再动笔写新的小说，大好年华和满腹才情皆被虚掷，实在令人扼腕。如果单纯的固步自封也就罢了，偏偏他又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搞些噱头。金庸年轻时侯还装地道貌岸然，清高到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然而到了晚年，或许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时不我待，对虚名的渴望便开始大炽，再顾不得虚饰伪装，四处毛遂自荐，其虚伪和虚荣表现得尤为明显。到浙大得个名誉头衔，跑到华山搞个“华山论剑”，给自己“封禅”，去少林寺在一群庸人的追捧下做做“武林盟主”……还多次在镁光灯前，用貌似谦逊淡泊的语气，暗暗地抬高自己，邀买虚名，其所作所为可谓俗不可耐。而在这些低俗的举止中，金庸也将自己哗众取宠的浅薄之态暴露在了世人之前。原先金先生还在浙大混了个客座教授，时不时讲上几节历史课，可自从那次因为历史知识太差，被学生嘘下台后，金先生也与那三尺木桌绝缘了，总算让大家都松了口气。失落的金先生近年来又有了新点子，把他那几部宝贝小说改来改去，试图让自己能够重新吸引公众眼球。怎奈其才华已尽，修较出的新版《金庸全集》也在一片骂声中惨淡收场。
金庸年青时好色凉薄，抛妻弃子，一心追逐财富和功名。在雄心勃勃赶赴北京，意图从政却饱受冷落后，终于放弃了权欲，开始寄心于武侠创作。金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频频嘲讽醉心权欲者，其实恰是出自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妒嫉心态。金庸一生虚伪好名，为了吹捧自己祖先，以把自己塑造成世家大族的子弟，不惜多次扯谎，歪曲伪造历史。其实在如今的年青人眼中，什么家族谱系早已成了过往云烟，根本没人会在意他的十几代前的祖先是满人还是汉人，是汉人还是包衣，是反清烈士还是告密小人。这些陈年黄历，也只有金庸这种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耄耋老人才会在意。今人 金庸的小说长存。但金庸本人，可以休矣！
第二篇：
恣意歪曲历史美化满清的小说家金庸
——从其创作历程看其人的阴鹜和虚伪
一、承继
大家都知道，金庸（查良镛）是在梁羽生的基础上把武侠小说再次推进了一大步的，所以金庸起初写武侠小说时，承继了很多梁羽生的风格，其中便包括了梁反清复明的基调。那时的金庸，重心还只是放在写一部成功的武侠小说上，并没有余裕考虑其它，更不敢妄自标新立异，宣扬自己的内心。于是他顺着当时人们的惯性思维，亦步亦趋地照搬了梁羽生的模式，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以弘扬“红花会”做为主调，一定程度上嘲讽了乾隆和清廷。但不同于后来《射雕英雄传》中借郭靖之口表达的那种与入侵者誓死抗争的坚定，在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与清廷的争斗有着鲜明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金庸不仅将抗清的首脑陈家洛塑造成一个人人厌恶的角色，更让陈反清复明的努力，好像是一个幼稚的笑话。到了最后，即使乾隆背信弃义害死了香香，陈家洛擒下他后，仅为救一个无关痛痒的小孩，便轻轻放掉，曾经为了民族大业出让香香时的冷硬心肠和大局意识，此时突然荡然不存。随后，红花会更是与清廷达成默契和谅解，互不侵犯，默许了清廷的统治，这些身怀绝技的高手，隐居塞外，明哲保身，再没有踔厉敢死的锐气和反抗异族的坚执，而红花会“反清复明”的宗旨，也已被悄悄抛弃。
总得看来，“书剑”中的反清，是有限度的反清，全书的后半部，充斥了无奈和失败的情绪，完全没有梁羽生作品中坚定的态度和不惜一切的勇气，更比不上《射雕》中，郭靖抗蒙时那种“死而后已”的决心。硬套一下现代政治书，就是“充斥着软弱性和妥协性，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其实，与其说金庸实在反对清廷的统治，不如说是他对乾隆个人有着不屑和不满，在后记中，金庸就曾写道“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伸。”而在金庸的作品中，“满清入关后的烧杀洗劫、歧视压制汉人的行为、倒退汉族文明”这些有深度的内涵，这些本来可以好好挖掘一番的素材，却完全绝迹。这到底是一种疏忽和偶然，还是一种逃避和包庇呢？想必我不说，也有很多人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吧。
二、流露
当《书剑》一炮走红后，金庸有了底气，开始渐渐流露一些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在其第二部作品《碧血剑》中，金庸把重心放在了吹捧袁崇焕上，竭力塑造其忠勇无辜的形象，并竭力宣扬满清瞎编的“伪明史”。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证明崇祯昏庸无道，明朝天怒人怨，进而推出他一直想宣之于口的结论：“满洲人建立满清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
书中还极力渲染李自成冤杀忠臣李岩，义军入京后烧杀掠抢的场景，目的也非常清晰，否定李闯农民军，进而为满清在“一片石”灭之，再统治中原奠基合理性。
在《碧血剑》后面附的历史作品《袁崇焕评传》中，金庸的这种态度流露地淋漓尽致，对明清易代表现出极大的激动和欢欣雀跃。下面看看查良镛先生的原话：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
“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蒙元、满清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满清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仅从这三段中，查先生的立场和民族倾向性，便已显露无遗。那时的金庸还年轻，还不懂得掩饰。于是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声浪，这让他警醒起来，不得不有所收敛，暂时掩饰内心的表达欲望。
三、遮掩
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中，金庸不得不仍然以“反抗异族”为小说的主调，以迎合当时的民意。但这次，他不再效仿梁羽生的“反清”，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和他毫无瓜葛的蒙元，写出了两部好作品：《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在这两部书中，对蒙元异族的态度非常强硬，保家卫国，反对异族入侵的态度十分坚决，通篇充斥着舍死报国，民族利益高于其它利益的格调。素重情义的郭靖，为了阻止蒙军南下，已决意斩杀义兄拖雷，并做好了以身殉城的准备。在神雕侠侣中，邪魔外道的百草仙之类，只要参与了抗蒙，立时便得到正面形象，显然民族矛盾被置于最高地位。
四、反差
在随后的《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中，金庸再次以清朝为背景。如果说《书剑》中把反满兴汉寄托在个人身上，没有发动百姓起来抗争的彻底性，有改良的色彩和影子。那到了《飞狐外传》中，连这种有限度的推翻清朝统治的意识都失去了，反方也从皇帝降格到了福康安，主旨从反抗异族下降为反对奸臣，立意从推翻满清统治降低为逼迫权臣有所收敛，改良妥协的气息极为浓郁，而清朝的统治更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了。在书剑恩仇录中，少林被朝廷毁掉，而到了飞狐外传的武林大会上，少林已近似朝廷鹰犬。
《飞狐外传》和《射雕英雄传》的写作时间相隔仅一两年，但金庸对两个异族的不同态度已经表现地十分鲜明。
五、铺垫
有人拿《天龙八部》给金庸辩护，想说明其历史观从射雕的"抗蒙"到鹿鼎记的"挺清"并不突兀，是合理地渐渐演进。其实他们只看到表象，这才恰好证明了金庸的阴险。
从思想性上看，《天龙八部》的核心在萧峰身上，金庸把重心放在两处，一是塑造一个异族的伟大形象。凡大奸大恶必有过人之能，金庸人品虽劣，文笔却佳，将萧峰的英雄气概塑造异常成功，其目的也成功实现。读者都感到：异族中也有好人，也有值得钦佩亲近的英雄。
随即金庸将着墨重心放在“讥嘲汉人狭隘的民族观”上，目的在于告诫读者：并非异族的人都是坏人、并非异族就要反对、宋兵也屠杀辽国百姓，两个民族间没有对错之分、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联系前后，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这显然不是历史观的变化，而是处心积虑的铺垫。他当然不敢直接给满清摇旗呐喊，所以先借辽国做个隐晦的铺垫。最终金老儿成功了，当读者同情萧峰，憎恨聚贤庄中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时，他的铺垫成功落幕。剩下的，就是在《鹿鼎记》中，赤裸裸地为他的满清前辈歌功颂德，并肆意讥嘲反清复明的狭隘了。
六、匕现
很佩服金庸的隐忍和耐心，用了十几年才把自己的真实意图表露出来。在鹿鼎记中，他终于鼓足勇气，开始为他的满族前辈高颂赞歌。康熙被渲染的英明神武，而天地会、延平郡王府、沐王府这些反清势力，却目光短浅，只知内斗。而且昏聩无能，连一个小混混，都能让他们心悦诚服，都能救他们十七八次，似乎如果没有韦小宝，天地会早被灭了几十次了。金庸这种暗暗的贬低和嘲讽，弥漫在全书之中。
而“反清复明”更成了查先生的打击重点，他不遗余力地在小说中，借不同人的嘴来进行说教，拿民族融合和民生做借口，肯定满族统治的合理性。却对满清统治时，排斥压制汉族，搞民族歧视，并倒退了文明，腰斩了汉族千年的文化传承这些弊端刻意回避，视若不见。
不知道为什么查先生写完鹿鼎记就封笔了，或许，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心底话已经尽情表达了，吹捧满清的氛围也烘托到了高潮，该见好就收了。
篇末：
坦而言之，金庸开明的民族观我并不反对，相反还很支持，而民族融合更是好事。我看不惯的，只是金庸这种处心积虑的险诈，和这种对待蒙古和满清迥然不同的不公态度。更让人不齿的是，金庸一边打着“民族融合”的旗号，嘲讽着“狭隘汉族主义”，一边用事实的选择性和语言的倾向性，吹捧满清统治，鼓吹他狭隘的“满族民族主义”。他一面吹捧满清皇帝的英明神武，一面不遗余力诋毁明朝，对满清入关后的破坏和杀戮有意回避，更只字不谈满清统治下的文明倒退。明明生具自私险诈的阴鹜心肠，却还硬要强装出浑涵博大的“各民族一家”的广阔胸襟，真是虚伪到了极致，恶心到了极致。
细析金庸后，岳不群的形象陡然变得高大伟岸起来。
大只广和小猪穴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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