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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忽必烈建立元朝，在全球普遍缺乏金银铜等贵金属资源的情况下，多亏有纸币这个金融工具，才成功建立起了一个地域广阔、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最终败于财政的崩溃。不仅元朝，中华整个中央帝国的历史长河中，在朝代末年、经济衰败时，朝廷都会忍不住开动印钞机救急续命。宋末、元末、明末，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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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蒙古自由主义”值多少钱？
文
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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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以降，通行于中华大地的，多是以铜铸币为主的货币体系；而金银，作为辅助货币，通常仅用于大额交易、或被当成储值手段。在中国历史上，铜铸币，即铜钱，一直承担着主要的交易职能。
我们在《财富的故事（之三）》中，说到北宋的纸币交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发行的纸币，也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金融创新。纸币不但轻便好用、便于交易，而且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流动性难题。所以其后的南宋、金、元、明等朝代，朝廷都曾踊跃尝试发行纸币。
但纸币却是把双刃剑，朝廷一旦有了不受监控、滥印钞票的“自由”，轻易获得了印钱所能带来的、无中生有的财富，它们就将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滥印货币的冲动。
起初，朝廷只是偷偷多印些钱，作为一种向民众转嫁暂时危机的权宜之计。可当他们尝到甜头，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其后果一定是：1、轻则损害货币本身的信誉，最终被弃若敝履、赶出流通市场；2、重则会引发恶性通胀、导致经济崩溃、带来王朝覆灭。
与北宋一样，各朝各代所有发行纸币的尝试，一开始个个都是模范，都能照章办事、控制良好、运行顺畅；但是到了王朝后期，无一不因纸币的严重超发，致使官府任意掠夺民间财富，弄得民生凋敝、民怨四起，最后全都以失败而收场。
忽必烈的中统钞中统元世祖建立元朝的首个年号取义自《易经》“中华开统”比如忽必烈在元初发行的纸币中统钞，既有金银储备的实物基础，更有朝廷承诺的无限兑付机制。在战事平息、经济向好、没有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合理的货币制度，确保了中统钞纸币的币值稳定、发行顺畅。
但到了元中后期，因天灾人祸、各种矛盾接连爆发，朝廷内忧外患，而不得不加大对民间经济的抢劫力度。纸币也毫无悬念、完全沦落为服务于官方财政需求的金融工具。金银储备不知所踪、无锚纸钞无限超发。虽然这在短期内，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从长期看，则事实上劫掠了民间财富，摧毁了民间经济，也使朝廷失去了统治根基。货币政策的彻底失败，也是元朝最终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比如朱元璋在夺取政权后，就迫不及待推出大明宝钞，急着对百姓开启一轮大规模的掠夺。但这是一种堪称空手套白狼的纸币发行制度，也被称为无锚印钞(没有贵金属、有价证券作为储备或保证而空印纸币)。
即便大明宝钞由官方一再强行硬推，依然无法被市场所接受，没过多久便黯然退场，民间交易，则还是用回了以铜钱和白银为主的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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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疆域说到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总是充斥着质疑与否定的声音；许多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有人甚至否认元朝是一个中国的朝代，因为它是异族人建立的。民间流行的许多说法，都把元朝黑了个透。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大部分国人，甚至一些历史研究者，所采用的都是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视角。
对于元朝，包括蒙古帝国的历史，一些国外学者则站上了一个更高更大的维度来观。比如日本著名欧亚史学者杉山正明，对于元朝可谓不吝赞词。在他的代表作《忽必烈的挑战》中，杉山正明直言：
“蒙古帝国构想卓越，忽必烈要做的，是在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的巨大范围内，塑造一个新型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确，虽然当时的五大汗国各有其主，但其统治者，却全都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后代，黄金家族的子孙。
在元朝，不但中原的领土疆域，超过历朝历代到达巅峰；更重要的是，经过忽必烈的时代，元朝建立起了一个罕见的新型世界国家、建成了自成一体的世界贸易体系；这前所未有地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商业、物资和人员的交流。除了陆上贸易，当时西亚、北非和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也渐成网络，更全方位促进了元朝空前的经济自由与商业繁荣。
黄金家族广义上指成吉思汗的后人狭义上仅指托雷一系的后裔蒙古帝国成立于年。自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曾先后发动过三次西征，凭借战争手段，征服了从东欧到叙利亚的大片领土；之后，忽必烈又继而征服了整个中国。战争伴随着惨烈的杀戮，但也在客观上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使欧亚大陆上的商贸联系和文明传播，变得畅通无阻。这也是一种战争产生的副作用。
蒙古帝国建立的前期，支撑帝国持续发展的，无疑是以征服领土、抢掠财物为目的的战争手段；但征服以后，统治者又应当何去何从，如何才能治理好这个多元而分裂的帝国？这时，武力手段则显然无能为力。
而此刻，忽必烈这位刚刚成功夺取汗位的蒙古大汗，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有五大汗国的那些兄弟首领对他汗位合法性的真心认同。虽然忽必烈赢得了兄弟之间的汗位争夺战，顺利上位；但这些骄傲的黄金家族的兄弟们，却并不一定真正服气。他们依然拥有各自的武装，而忽必烈的军事实力，事实上并不比他们强多少。所以，想依靠武力，来实现蒙古帝国的真正统一，根本就不现实。
成吉思汗(左)蒙哥汗(中)元世祖忽必烈(右)也许，忽必烈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跳出局限，站到了一个超越时代的、更高的维度，来做出自己的抉择。他坚决放弃了蒙古人传统和擅长的战争征服的草原模式，转而采用了经济和贸易的手段——利用帝国境内畅通的东西方商路，来重新整合整个帝国；凭借经济实力来巩固地位、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而统一整个蒙古帝国。
为了成功打造他的世界贸易体系，忽必烈充分利用了手头的资源：
1、以富庶的中原、特别是江南的强大生产力，作为商业贸易的核心和基础；
2、以穆斯林发达的商业贸易网络，作为商贸活动的通道和媒介；
3、并以草原的军事实力，为商品的运输和交易渠道，提供安全秩序。
以此，忽必烈创造出了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网络，把游牧与农耕，甚至海洋航运连结起来，建立起世界性的商贸交易体系、完成了蒙古帝国由军事向商贸的转型。
于是，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商贸往来与人员交流便无所不及。而蒙古人一直以来令人生畏的军事破坏能力，此时成为了一种积极健康的、保障帝国经济发展和商路安全的强大后盾。
忽必烈几乎实现了他和平统一蒙古帝国的宏大梦想，将一个军事帝国转型为商业帝国，相比于现在的欧盟，忽必烈提前多年，就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欧亚联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以商业立国，通过商业手段来征服世界的全新思路。
学者杉山正明将其视之为世界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也许几百年后崛起的大英帝国，同样受到了来自于忽必烈的启发。
刺桐城现在的泉州元朝时是世界第一大港-3-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对于蒙古人的评价，多半是残酷压迫汉人、摧残中华文化等。说白了就是大搞种族歧视，比如蒙古人将“人分四等”，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后人通过大汉族主义的单一、狭隘视角，所得到的偏见和误解。
如果站到一个更高更广的维度观察，也许你就能看到，忽必烈所统治的新型帝国，事实上是个“不同种族、社会形态、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混合并存的复合国家”(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忽必烈的朝廷，并非仅从大元帝国的角度，而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视角，来调配资源、建立商贸流通网络的。
反观教科书的思维方式，同样停留在中国便是天下，而其他所有人，都是蛮夷戎狄、全都不如自己，这样的局限性思维之中。
查找历史文献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元朝不但不排斥汉人和读书人，甚至对儒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元朝有个叫做儒户的户籍，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萨满教等各宗教派别人员同级，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
说到底，所谓蒙古人对于汉人的“歧视”，只是因蒙古人不懂汉语，也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来就取消了大规模的科举；知识分子因而失去了原来靠读书就能当官、当老爷的顺畅通道而已。但这事儿的客观效果是，知识分子因此放下了科举重担，能够自由地吟词、作赋、写曲，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写作戏曲来讽刺朝廷，反而使文化繁荣一时。而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嘲而已。
《西厢记》元代王实甫创作的元杂剧在元朝后期，朝廷恢复了有限的科举，尊崇孔子和理学学说。在元朝在90多年的统治期内，翻遍史书，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思想”，更没有类似焚书坑儒、文字狱那样，迫害知识分子的证据。元朝从未广泛推行过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的种族歧视与隔离的政策。
相反，元朝从不关心知识分子对朝廷的不满和讽刺，而且是历朝历代少有的，律法宽松的朝代，被判死刑的人数为历史最少，也免除了以往朝代的连坐、珠链九族等残酷刑法。
与后来清朝满人的统治不同，蒙古人从未因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差异，而故意抬高自己、迫害汉人，强迫民间接受蒙古的文化和习俗。也许因为性情粗犷，蒙古人根本懒得搭理那些语言、宗教差异，真正实现了中华大地上难得的宗教字油和盐论字油。
元杂剧《梧桐雨》作者白朴字仁甫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郑光祖并称元曲四大家甚至忽必烈在位时，就连农业税都免了：蒙人当兵、汉人种地，国家收入来自盐业专卖和商业贸易，各个民族各司其职、和谐多元，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
既然不重视农业税，朝廷便无需建设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管理汉人，这即节约了管理成本，也避免了官民矛盾。朝廷的财政收入有了盐业税、商业税的保障，就可以进一步轻徭薄赋、简政放权，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形成了元帝国尚武、宽容、重商、兼收并蓄的时代特征。
《红楼梦》中两人同读《西厢记》的场景而忽必烈在其治下的元帝国之外，对付那些不太听话的兄弟汗国，则多半是用手中的经济资源加以拉拢。草原的逻辑，与中原完全不同，各汗国的首领，不但不用给大汗进贡，大汗还得定期赏赐大量白银和奢侈品，以收买他们的承认和效忠。
虽然通过收买获得的效忠并不牢固，但当这些蒙古贵族手里有了现金，只有投入贸易金融，才能持续生利。而这些打仗出生的蒙古贵族，又普遍欠缺商业才能，说白了，就是不会做生意。
而这时，帝国境内那些来自西域、中亚的穆斯林，即所谓“色目人”，就成了帮贵族们经商、理财、盈利、一同建立商业帝国的理想伙伴。这些穆斯林，本就往来于整个欧亚大陆之间，善于经商、精于理财。这也是蒙古人重用“色目人”的主要原因。
蒙古贵族与穆斯林商人一拍即合，一个出钱、一个出人。在帝国境内，商人不但免除了商品的过境税，还能凭借其军事后备，为商路提供安全保障；此外，穆斯林商人在完成贸易、上缴资本利得后，要向朝廷缴纳3%的商业税。别看商业税的税率不高，但只要激活了帝国内部体量庞大的商业体系，就能获得的具有乘数效应的税收收入，可以说回报丰厚、潜力巨大。
元朝的财政结构十分独特，食盐专卖基本上占财政收入的80%，剩下的商业税又占了10-15%，最后一点的才是各地自营的农业税，朝廷根本不往眼里去。农业税都是地方税，能支付些地方开支，养活些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就行。所以，元朝老百姓享受的，才真的是轻徭薄赋。
14世纪《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刺桐城过去成吉思汗建立帝国时，到处厮杀打仗，是为了劫掠财富，虽然获利颇丰，但却充满了风险和死亡，伴随着杀戮与毁灭，而且都只是一锤子买卖；而“富三代”忽必烈，却通过经济手段，在成功笼络各汗国首领的同时，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以和平、发展、共赢的方式，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这可是一桩能够持续发展、健康成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意。
由此，各汗国蒙古贵族对于忽必烈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心甘情愿尊其为“大汗”的同时，也?被纳入了大蒙古的商业帝国和贸易网络的命运共同体；并从习惯于你死我活、好斗杀戮但野蛮人，变成了和平建设、创造财富的建设者。
忽必烈的智慧，正是跳出了蒙古传统的军事立国的思维方式，用商业合作、代替征服杀戮，凭借贸易这只无形的手，就玩转了大元帝国，重新编辑了以商贸为纽带的世界体系，使欧亚大陆的各个区域变得息息相关，再结合起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海洋贸易体系，世界便成为了一个能够交流合作的有机整体。
至此，在欧亚非之间，一个“世界化”的盛况，从此出现。而忽必烈，无疑是这个体系的核心。
《富春山居图》元代画家黄公望代表作被誉为“画中之兰亭”这么一说，教科书里描述的那个既残忍又屠杀的元朝，竟然变得既开明又自由了。的确，忽必烈这套以军事威慑为保障、以商业文明为底色的玩法，有历史学者送给他一个名词，叫蒙古自由主义。
中原王朝，向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元朝最重视的，恰恰就是商业；蒙古草原，一贯强调军事征服，但忽必烈最看重的，还是商业和贸易。不得不承认，元朝给中原民族注入的，是一种自由奔放、桀骜不驯的不同基因。
难怪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也一度陶醉于“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杭州的物产丰富、富庶繁华；并曾经惊叹于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刺桐城(泉州)的物流繁茂、商旅云集。马可波罗笔下的元朝，地域辽阔、富裕发达、自由多元、自信大度，因此激发起了许多欧洲人对于大航海的无限向往。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正是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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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都与财政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元朝的财政危机，却与之前的中原王朝，有着明显差异。主要的不同是，中原王朝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农业，以征收实物税为主。而元朝则从来不重视农业税。
元朝财政收入的主体，是以纸币形式收取的盐税和商业税。其中国家盐业垄断所获得的收入，竟达中央财政收入的80%。同时，朝廷军费支出、官员俸禄等财政开销，也主要以纸币支付。因此，元朝的财政体系与货币制度紧紧捆绑，被高度纸币化了。
正因为财政体系的高度纸币化，朝廷意外享有了一种通过超发货币(即征收铸币税)的方式，以维持赤字财政的便利。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金银储备耗尽，元钞实际上就成了一种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这时政府信用成为货币信用的唯一保障。想要保住纸币信用，唯一的办法是：朝庭缩减开支，尽可能用财政盈余回收纸币，以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避免币值被过度稀释。但要做到这些，却需要一个具有极强自制力的政府。
事实上，元朝在货币的问题上，恰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连年财政赤字的压力下，朝廷发行的纸币，完全沦为满足融资需求的工具；而货币发行管理机构，如交钞提举司、平准库等，也成了朝廷的印钞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朝廷想要花多少钱，自己印多少钱出来就是，货币发行彻底失去了监管。
如此随意印钞，朝廷虽然在短期之内缓解了燃眉之急，还能勉强糊弄过去、不出乱子；但从时间一长，则一定会对货币信用和政府信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果然，没过多久，纸币在民间便彻底失去市场，被弃之如敝履。
上海阳明年春季拍卖会江南藏韵·中国纸币起拍价:RMB8,/成交价:RMB9,这时市场一旦出现铜钱，原有的纸币便被迅速抛弃。但更要命的是，信用崩塌、纸币崩溃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经济泡沫的破裂、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引发各种民怨沸腾和农民起义，直至王朝统治的彻底覆灭。而先于元朝崩溃的，就是纸币制度的崩溃。
可以说，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初期，在全球普遍缺乏金银铜等贵金属资源的情况下，多亏有了纸币这个金融工具，元世祖才成功建立起了一个如此地域广阔、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最终败于财政的崩溃。王朝后期的不断滥印货币，并不是因为古人对金融知识的匮乏，而是源于人性固有的贪婪和软弱。
不仅是元朝，中华整个中央帝国的历史长河中，在朝代末年、经济衰败时，朝廷都会忍不住开动印钞机救急续命，宋末、元末、明末，莫不如此。而这种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越被拿来救急，王朝就崩溃得越快。
纸币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信用良好、准备金充足、经济繁荣上升的时期，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好润滑剂；但是一旦天灾人祸不断、经济走势疲软，管理者又放任纸币超发滥印，货币制度则必然迅速崩溃，并将加速整个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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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缔造的商业体系的确先进，但只是太过早熟，以14世纪的交通、物流、通讯等技术能力，远远无法满足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建立起这套超前商业体系的需求。
可偏偏在14世纪，整个世界都在承受“大天灾”的打击。欧洲、北非、西亚的黑死病肆虐，中国水旱灾害和瘟疫横行。曾有学者总结：“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邓拓《中国救荒史》)
当自然灾害袭来，华夏的生产能力遭受打击，引发朝廷财政困难、滥发货币，加上元帝国本身就存在的种种问题。当这些内忧外患与经济危机，波及到草原军事力量与西域商业力量的正常运转，军队就会没有粮食、商人也会无法交易，蒙古大汗丧失了赏赐宗王的财富，政痣也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当然，引发元朝崩溃的因素十分复杂，人类社会本来就与自然界类似，都属于一种超级复杂系统，总会同时受到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相互牵制、共同作用。但其中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最为关键，很容易引发各种矛盾的连锁反应。
马可波罗旅行的路线图(顺时针行进)蒙古帝国自建立以来，整个版图聚拢了三个关键的有利因素：1、中原地区的人口和生产力优势；2、蒙古帝国传统的军事优势；3、中东阿拉伯人及穆斯林天然的经商能力。
三种优势经过忽必烈的一番富有创造性的整合，一种叫做蒙古自由主义的世界商贸体系，便横空出世；这也是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商业文明等原本相互隔离的文明方式，相互碰撞融合、纳入同一文明体系的升维过程。
也许只说升维，有些抽象，但是要理解忽必烈到“升维”有多伟大，只要看后来朱元璋的“降维”有多悲催，就好理解了。
元青花从左到右芭蕉果盘花波斯纹盘缠枝花纹盘没错，从升维到降维，就是元朝毁灭，明朝建立。
按照那些极端的大汉族主义者的理解，明朝“驱除胡虏”，把“落后”的蒙古人赶出中原大地，就该立马迎来一次中华文明的大繁荣才对。
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你恰好注意过前些年文物市场繁荣时，拍卖行拍卖行元青花瓷的火爆场面，就可见一斑。
那些工艺水准、美伦美奂的元青花瓷，以及让人乍舌的市场价格；对比明代初年，那些粗陋不堪的明青花瓷，那感觉就好像一下倒退了几百年，而瓷器工艺水准的逐渐恢复，就得等到明末清初了。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5年拍卖成交价折合人民币约2.3亿朱元璋既然驱除了“胡虏”，那么，他所恢复的“中华”又是什么呢？他让中国回到宋朝的状态吗？然而并没有。明朝的那套制度，几乎照搬了元朝那些所谓没文化的蒙古人的制度。比如廷杖和诏狱，大臣在朝堂上，直接被摁翻了就打板子，其野蛮程度、令人发指。明朝皇帝的蠢和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这只是表面现象，明朝的降维过程，是有其完整的逻辑链的：
首先，朱重八认为，贸易肯定是不能搞的，搞了贸易，就引进了境外势力，那老百姓还能乖乖听话吗？自由主义是万万要不得滴。那么最省事儿的办法，就是把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在地里，每个人都有身份和户口，什么种田的农户、做工的匠户、当小姐的妓户。这还不算，明朝的基本政策是：如果当妈的是小姐，那么女儿就一定是小姐，世世代代、永不翻身。
那么老百姓要想出村走走，总可以吧？对不起，你得去官府找路引，否则一旦离开家乡几十里外，那就叫犯法。人连动物都做不了，就变成了植物。动物感到环境恶劣，还会跑路迁移，只有植物才能长了一茬又一茬，毫无反抗、任人收割。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看看啥叫撞脸其次，人变成植物以后，国家就收不了工商业税了，那就必须征收沉重的农业税。明朝的农业税大概是元朝的9倍。于是乎，一个到处唱歌、写诗、填词、作曲的，自由自在的元代，一下变成了暴戾残酷、横征暴敛、万马齐喑、毫无幽默感的明朝，至此，民间的经济活力，丧失殆尽。
第三、要征收农业税，那就得统计户口、挨家挨户、逐一征收，而这就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系统。但养活官僚系统本身，又要花费更多成本。因为光发工资肯定是不够的，只要官僚系统存在，就少不了贪污腐败；贪污腐败越来越多又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得要严刑峻法。
天呐，这些逻辑，在元朝可是一样都没有啊。这并不是蒙古人更仁慈、更有道德；而是他们从来都不理解官僚系统的这套玩法，反正他们的财政收入也不用靠农业税解决。对于元朝皇帝来讲，那么多的汉人百姓，他既不会管，也不想管，更没必要管。那就索性给你自由好了，各人凭本事去种田、做工、经商；儒户还能免税，专心去填词作曲、繁荣文化。大家相安无事、万事大吉。
所以，元朝的法律是历朝历代、最宽松的，这可不是信口胡说的，而是朱元璋亲口说的。重八说，宋朝和元朝，就是太宽纵了，所以他得来个严的。再看明代的笔记小说，里面也提到过，在元代即便判了人死刑，有时都不执行，让他自己老死在牢里就算了。
元代还有种刑法制度叫做烧埋银。即如果罪犯杀了人，被害人家庭又孤苦无依，杀人者就能选择一种经济补偿的方式，给死者家属一笔烧埋钱、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以换取减刑。这种制度安排，一直都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直到现在，法律界还在激烈争论。
可是到了明代，那就真的叫严刑峻法了，死刑是最轻的一种刑罚。只要官员贪污60两银子，就直接判处死刑，“剥皮实草”(不懂啥意思的自己去百度)。还有朱元璋屡屡搞出的谋反或反腐大案，动辄牵涉几万人之众；更有甚者，他的儿子朱棣在著名的方孝孺案上，就是诛灭九族都没办法解气，硬是搞出了一个“诛灭十族”的制度创新。
（左）民间版的朱元璋画像（右）明朝官方版的明太祖像明朝的这一整套逻辑，走到最后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对于草根乍富、又没上过学的朱元璋，就连儒家的代表，孟子他老人家的文字都容不下，干脆把孟子也禁掉了。至于老百姓嘛，那就更没说话的地儿了，文字狱成为一种惯例。
而元代的蒙古人，连汉语都不怎么懂，不但没有文字狱，对宗教也异常宽容，各种各样的宗教，什么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等等，可谓遍地开花。读书人不但可以写诗、填词、作曲，就算是讽刺当权者的戏剧，一样可以大摇大摆在宫廷里上演，统治阶级照样看得哈哈大笑。蒙古人没文化，却有一种宽容大度的气度，这就叫蒙古自由主义。
说了半天，我就是想说，一个朝代的商业贸易、经济发展、财富逻辑，与这个朝代的?滞制度、文化风俗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不但绝不孤立，而是有着一套完整的逻辑链条。
左边朱棣像没查到出处/右边明朝官方版的明成祖像他老朱家到底是圆头圆脑还是长头尖脑？颇费思量确实，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虽然导致其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但财政状况的恶化，却伴随其衰落的整个过程，这既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教训，更有一套内在逻辑。
专攻罗马经济金融史的学者，达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通胀。银币严重兑水，引发了经济危机，于是国家无力支付军队军饷，因而也无法抵抗外敌入侵，最终走向亡国。
自然灾害、战争开支、货币崩溃、民怨四起，导致财政恶化；而财政恶化，又推动政府滥发货币；从而引发下一轮恶性循环，使帝国在军事社会等各个层面出现漏洞，直到最后无法维持下去而轰然崩塌。
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句值得回味的名言：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个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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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看，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金融与货币的历史。本文未完待续，下篇精彩继续。参考资料：1、《忽必烈的挑战》，作者：杉山正明，日本欧亚史学者，京都大学研究生院。2、《罗辑思维期》，罗振宇.9.19播出。3、《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作者：李晓、李黎明，来自头上白癜风能治疗好吗乌鲁木齐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qingtinga.com/mgjt/4565.html
